[中国社会心态研究]小镇做题家、共产趣味和丁真插队论——这批年轻人真的那么左吗？
2020年，“小镇做题家”、“内卷”、“打工人”之类的词语是沉闷的中文互联网世界中为数不多的值得讨论的词语。一种常见的思维是将这些现象归因于阶级固化给青年群体带来的深重绝望感，这批绝望青年因此拥抱左翼话语，而且这一趋势可能还会在未来继续。这一观点不能说是没有道理，但也有一些缺陷，以下基于一些近期的案例和对青年群体的小范围调查进行分析。
1、“小镇做题家”的定义
2020年5月10日，豆瓣985废物引进计划小组成立（到2021年2月已经有超过11万会员），组员自称“five（废物的谐音）”，分享虽然进入名校但是并不如意的人生。“小镇做题家”也是组员们经常用来自我描述的词语，这个词语过于形象生动，很快就流传到知乎、微博等平台，随后在6月3日被自媒体“真实故事计划”写成《小镇做题家：一个211高校学生的命运陷阱》，进入主流媒体的视野。
综合社交媒体讨论和媒体报道，“小镇做题家”的画像大致如下：
第一、至少就读于“双一流”级别的高校（985、211这样的提法已经不再使用，按统计数据，“双一流高校”录取率大约5%，按高中分流率50%计算，在所有同龄人中占约2%到3%）；
第二、出身自小城镇、农村，或者大城市的中下阶层原生家庭（并不严格指小镇）；
第三、受应试教育影响较深，除了“做题（高中级别的考试）”之外几乎没有别的技能（做题家并不强调是绝对意义上的“做题高手”，许多“废物组”组员都分享过由于学习模式改变在大学里无法跟上学习进度的经历）。
第四、认为优秀的考试能力理应为自己提供一条稳妥的人生成功道路，而当下的这个社会实际上并不能保障这一点，因为在考试这条路上竞争过于激烈，一些比较极端的人可能会认为考试能力不好的人没有资格取得成功。
如果只具备前三个特征，那么当事人往往更愿意自称为“废物”，呈现出消极态度（“躺平”）或强调个人努力而不是抱怨社会（追求“考编制”进体制内，也就是“上岸”）。大量“小镇做题家”同时具有这四个特征（其中第四个是最关键的）。
2、左翼的表象
“小镇做题家”们的核心特点是他们自认为没有得到“公平的对待”，因此他们会自认为是“受剥夺者”，去采纳一些左翼话语去讨论社会问题。例如2020年12月15日北京交通大学一位三年级学生跳楼自杀，他留下的遗书里出现了大量与苏联有关的词语，《三联生活周刊》对他的报道也揭示出更多内容。
吴磊（死者在三联一文中的化名）来自东北一个小城市中的公务员家庭，在中学时成绩较好，除了学习之外，他最大的爱好是军事和政治，尤其是共产主义运动相关的历史。他经常转发共运史相关的文章，引用切·格瓦拉的讲话，还激烈批评马云的“996福报论”是一种资产阶级行为（他显然自视为无产阶级），遗言中还把自己之前的行为称为“戈尔巴乔夫改革”。
吴磊和很多其他“小镇做题家”一样热衷于“键政”（用键盘讨论政治），而且都倾向于使用同情无产阶级、反资本家的左翼话语。大学生面对巨大的升学和就业压力的确是一个重要原因，以吴磊为例，他进入大学以后绩点不够高，不足以成功保研，“废物组”的组员们也普遍认为升学、进入体制和进入名企都很困难。而劳工阶层，尤其是白领劳工阶层权益得不到保障的新闻更是让他们触目惊心，他们认为即便能在高度“内卷”的同辈竞争中获胜，进入到职场中的前途可能也很暗淡。
第二点原因则是中国的基础教育本身就有深厚的左翼底色。中学的历史、政治课都是以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等人的阶级斗争史观写成的，学生难免受到影响，尤其是理工类学生可能更容易接受这类思想，因为他们在进入大学后将不再有系统性地学习社会科学知识的机会，他们的认知可能长期停留在中学时接受的阶级史观上。
第三点可能的原因是阶层影响。相当多的“小镇做题家”来自于层级较低的体制内家庭，例如吴磊就来自一个低级别公务员家庭，自称“小镇做题家”的“废物组”组员自述家境为国企（下岗）员工、基层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等。更加底层的农村家庭出身的“做题家”较少，因为农村学生很多还没有到高考就已经被“分流”，或者考不到“双一流”级别的学校，家庭通常也更不重视教育；更加高级的家庭出身的“做题家”也不多，因为他们的家境确保了他们不至于为了生存而太过焦虑。
换句话说，低级别体制内的家庭毕竟也曾是体制既得利益者的一部分，因此他们更容易认同“苏联模式”；但是又不足以让他们看到这个体制完整的运作模式——相比之下，体制内中高级官员的子弟往往不会那么“红”，相反还出现了很多自由派急先锋。
“小镇做题家”们眼中的左翼国家典范就是苏联，在一个列宁主义政党领导之下，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技术官僚（小镇做题家们最容易代入的角色）有条不紊地管理着国家，享受着虽然在绝对水平上不够富裕，但在相对水平上超过大部分人的生活。知乎上有个问题“严格执行八小时工作制，双休，社会会变得怎样？”，其中有一个得到了6.1万票、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小镇做题家”的期待的热门答案是这么说的：
会变得正常。
回到家的时候，天还没全黑，楼道里都是香气，有的人家炒鸡，有的人家烧鱼。吃了饭，还有时间遛遛弯，公园里爸爸在教孩子骑车，还有几个小孩拿着手电筒跑，光柱扫过树丛，叶子沙沙的响。
快递大概不会一天就到，app也没有那么多奇怪的功能，市中心的百货大楼也还没有倒掉，陡然富起来的人也没那么多。
还有时间约朋友打球，健完身也不必再回工位，有人来家里拜访也不会那么烦躁。
这就是996之前的生活。
描述的大致是80年代的政府机关、国企、事业单位的生活（楼道里闻到炒菜气味大概率是苏联式职工宿舍）。另一部曾经在2013年引起广泛共鸣的动画短片《前进，达瓦里希》也呈现出类似的“共产趣味”：
这种价值观很难被没有类似生活经验的人共享。
3、“丁真插队论”
而问题正在这里。“小镇做题家”期待的80年代国企生活中，加班固然不是普遍现象，但它的员工身份带有很明显的世袭性，农民并不能很容易地进入到这个体系里。“小镇做题家”期待体制打开大门，让自己实现阶级提升，但并不关心体制的大门是否向比自己更“低端”的人群开放，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他们还反对这一点。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丁真走红后引发的争议。对丁真的第一批质疑是“他除了长得好看什么也不会，没上过学也不会说汉语，却得到了官媒的大力推广”。紧接着，一批自称“小镇做题家”的批评者将前述的问题与自身的遭遇联系起来，表述为“十年寒窗比不过一张脸”，进一步演化成“丁真插队论”：
在“成功”的门口有一群人排队，“小镇做题家”们在这个队列里老老实实地等待，而长得好看的丁真直接插了队。
“小镇做题家”们因此感觉受到背叛。《中国青年报》刊登了评论《“做题家”们的怨气，为何要往丁真身上撒？ 》，认为即便“小镇做题家”遭遇的困境是真实的，责任也不应该由丁真去承担。这一文章反而激化了矛盾，在有关的知乎问题下，大量“做题家”声讨《中国青年报》没有站在正确的立场上。
4、结论
4.1 小镇做题家期望的是一个只有单一成功路径而且成功路径恰好是在他们自己脚下的社会，其他成功路径最好都被封杀。
4.2 他们只在面对比自己社会阶级高的人时才会采取左翼话语，而面对比自己社会阶级低的人时会无缝切换到右翼话语，因此他们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左派（就如同韩国转型时期的进步派学生），而完全是一种功利主义心态。
4.3 如果这个群体真如他们自己所称的一样，至少来自一所“双一流”大学，那么他们在同龄人口中的占比上限不超过3%，考虑到还有部分名校大学生并不把自己定义为“小镇做题家”，这个比例还会更低。自2020年以来官方媒体和社交网站对“小镇做题家”的讨论显然是“过度代表（overrepresented）”了，背后的原因应该是这一群体的强烈焦虑让他们更积极地发声，同时媒体从业者中也有相当多人与“小镇做题家”们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共情（至少都来自中小城市，并经历了残酷的高考竞争），更愿意投入资源讨论这一现象。
4.4 接下来值得关注的两个点，其一是当前的“小镇做题家”们在毕业后将走向怎样的人生道路，在社会化后他们是否还能继续维持这样一个广泛意义上的共同体意识，并继续执行某种网络上的“社会运动”。其二是接下来几年进入高校的学生是否仍将继续持有这种“上左下右”的功利主义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