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晓艳，这位曾经的大队长，优秀学生代表，班长，年级第一，在今年下半年不得不进入一所“职业学校”就读，只因为她在上海是“外来打工子弟”身份。她当大学老师的梦想彻底崩塌了，一种揪心的感觉抓住她，不能释然。
户籍制度的坚冰无法打破，不过，上海市从2008年开始开放中职院校给外来人口子女就读。这与河北、海南等地的做法相同。从2009年始，上海市财政为每一位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提供每年数千乃至上万元不等的补贴。
按理说，林晓艳应是这场改革的直接受益者，但拿起招生目录，她惊讶地发现上面一个自己喜欢的专业都没有。可供挑选的，就是部分所谓的“紧缺专业”——如数控机床、美容美发、酒店服务、餐饮烹饪等几个有限的专业，而空姐、文秘、广告设计、物流、音乐教育，这些热门专业仅限上海生源。
令她无法理解的是，这意味着她未来的人生出路已提前“被选择”了，只能当“厨师、美容师或服务员”，而替她做出选择的人，她从来都没见过长什么样，也没人问过她的感受。
“在上海，只有成绩最差的10%的本地学生才会去读职校。”她的老师说。
正常情况下，林晓艳应该已经读高二了，但她现在仍是上海浦东郊区Z中学初三毕业班的学生。2000年，8岁的林晓艳离开了老家重庆万县的一个山村——因为与村长家不合，村长拒绝开“计划生育证明”，林晓艳无法在老家的学校就读，于是只能来到上海的父母身边。先是在打工子弟学校就读，在转入公立学校的时候，又留级一年，因为英语跟不上。
小升初考试，林晓艳填了一所区重点学校。她是年级第二名，据说只要年级前十，一定可以进入这所学校。但派位的结果是，她只能去家附近的一所较差的中学。她当时并不明白为什么。
进入中学后，她很快知道自己不能在上海中考，这也没能困扰这位天生乐观的小姑娘。因为家境贫困，她们家无法支撑她回老家读高中每年上万元的开销，她很快决定留在上海。“那时候，我想，还有4年呢，时间很长，也许以后政策就会变吧，再等等看。”她说。
这一等就是4年。
4年里，身边的“好同学”陆续都回老家了，但外地孩子不能参加中考的政策仍未改变。对于所有在大城市就读的外地生来说，几乎一进入初中就要开始考虑是否要回老家读书的问题。而这个重大的人生决策对于一个十八岁的孩子来说，显然是一个超负荷的系统工程：要综合考虑自己的学习成绩，还得考虑高中三年的巨额教育成本，乃至未来考上大学能否找到工作。而对那些从小就生活在上海的孩子来说，远离父母，回到农村独立生活，更是一筹莫展。
林晓艳是班长，眼看着自己的“班子成员”们换了一茬又一茬。两个外地班，从初一的每班四十多人，减少到只剩下二十多人。能回去的都回去了，根据往届情况，就算去读职校，很快也会放弃学业，直接打工。
城市孩子的“隔壁”
席卷全国的“打工子弟学校”取缔潮后，“流动人口子女”都被陆续安排进入公办学校。
外来人口集中的大城市中，数以十万计的“打工子弟”们不再局限于同一出身的子女聚集的小圈子，从城市的角落，搬进了城市孩子们的“隔壁”。上海J中学原来是一所本地户籍学生较多的学校。2006-2008年，这所学校根据上海市政府的政策“择优录取”，零散接收了一些“外地学生”，混插在各班。
2009年，一所打工子弟学校的整个初中部被并入J中。于是众多上海家长纷纷给孩子办起了转学。惶恐之下，学校给打工子弟学校的班级统一编成5班，单独安置在一栋闲置教学楼。
时时刻刻提醒着他们“外地人”身份的，还是中考。
初三上学期期末考试，林晓艳考了全年级第二。年级前三名都被她们外地班的同学包了。因为不能参加中考，Z中学早在他们初一时就把上海班单独编班。郊区外来人口密集，全年级三个班，一个上海班，两个外地班。“期末考试以后返校，全校的广播公布年级前十名。当前三个名字都念到我们几个外地孩子时，我们全都站了起来，抱在一起尖叫。我们当时太激动了。”林晓艳说。
因为关系到学校的升学率考核，上海班集中了最优秀的老师，每天都要上晚自习，而初三外地班则基本上处于“放羊状态”。
“每天下午三点半就放学了，路过上海班的窗口，看见他们还在补课，我心里就很难受，我真的好想能跟他们一起读书。”林晓艳说。从进入初中开始，林晓艳和同班的另外三位来自上海的女生成了好伙伴。四个小丫头几乎形影不离，关系特别好，一起商量着以后读大学了，可以一起组一个乐队。“有个女孩特别喜欢弹贝斯，还有一个会弹钢琴，我都不会，就主唱吧。”林晓艳微笑着回忆那段日子。
初二开学这天，林晓艳迫不及待地回到自己的“1班”，想要见到一个暑假未见的好朋友。“班主任看见我，脸色非常尴尬，很婉转地告诉我说，重新分班了，你应该去2班报到。”上一学期期末时，重新分班的消息就开始在学生中流传。林晓艳对此倒并不在意，还劝身边同学们不要多想，专心学习。四个好朋友们商量，分班大概也是按成绩排，而她们几个的成绩分布，还是有可能分在同一个班的，最差是两两分开。她来到2班，紧紧盯着教室门口，期待着自己另外三个好朋友也能有谁到2班来。直到放学，同学们都走光了，一个人都没有出现。
另外三个好朋友都留在了1班，她们好像很快就忘了林晓艳的存在，与她形同陌路。林晓艳哭着在自己的周记里写下一篇《难道我们的友谊就这么脆弱吗？》。“被我们语文老师看到了，就叫我去谈话，他先是叹一口气，然后说，很多事情，大家都不想这样的，但外部条件不允许。”于是，语文老师开始给她详细解释一种叫做户口的东西。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户口。”林晓艳说。这也是第一次老师对她说出分班的实情——此前她曾经几次找几位老师询问分班标准，老师们都含糊其辞。“老师不知道我已经猜到了，我是班长，在抄写班级花名册时，我就发现2班的所有学生都被注明是‘外地’。”林晓艳说。
“我能拿什么来跟他们比明天？”
林晓艳的好朋友、大她两届的叶佳慧则在初二就已经回到了安徽老家怀远，并考上了当地最好的高中。叶佳慧兄妹二人，从小哥哥跟在父母身边，妹妹念2年级才到上海。没几年哥哥回老家念初中乃至高中，妹妹回老家以后才一年，哥哥又考上大专离开了。兄妹、父母，在过去的十年中，很少有机会一家团聚。叶佳慧2000年随父母来到上海，她和家庭都没有回家过年的经历。许多生活在上海的“外来工子女”，几乎从没有回过老家，对于每年所余有限的外来工来说，支撑全家回乡的费用实在太高昂了。而根据复旦大学政治系熊易寒博士的田野调查，在他访问的214位上海外来工子女中，“基本生活在上海”和“大部分生活在上海”的孩子比率接近50%。
对于叶佳慧来说，老家完全不同于她想象中的田园牧歌。她在高中门口租住的房子，是一个两室一厅，她和另外一个留守儿童各住一间。而房子的“二房东”：一位陪读母亲和她的孩子住在客厅里——这套房子每年的房租是2400元。
高考指挥棒下的农村中学，竞争异常残酷。诸多乡级中学都招生不满而逐渐淘汰，而地方名校则发展到近乎变态的程度。
叶佳慧在上海时，一个年级4个班，每班大约30多人。回到老家，她入读一所“留守儿童”占70%的民办初中，这个学校一个年级有20个班，每班有100余人！课间操时，仅初中部的操场上就站着七八千人，规模堪比一所小型大学。这在传统重视教育的苏北、淮南等各地并不鲜见。学校基本是准军事化管理，她每天早上6点半随老师的哨子声起床，晚上10点半按统一调度熄灯。其间除了吃饭，全都在学习。10平方米的寝室里，住着10个孩子，除了一张小书桌摆放洗漱用品以外，几乎被床塞满。她非常想念上海，每年寒暑假都会回到上海的父母身边。在老家的高中生涯，更像是传统意义上的“在外求学”。
叶佳慧很幸运，在2000余人的民办初中，她是年级前十，到了高中，全年级又是1800多人，她也名列前茅，“而那些成绩差一点的，很快就会被甩到数百乃至上千名开外，想想都可怕。”她说。
林晓艳的妈妈每次在报纸上看到大学生找工作难的新闻，总会小心翼翼地在饭桌上对着报纸念一遍。林晓艳每次只能低着头默默吃饭，她的大学梦已破碎了，她不再多想。上个月去一所中职院校考察，看到他们有“会展设计”专业——之前咨询的几所学校都不对打工子弟开放这个专业。她兴冲冲地跑去咨询，他们说：你太矮了，我们不招。
2007年春节联欢晚会，一群来自北京一所打工子弟学校的孩子们曾表演了一个名为《心里话》的朗诵。《心里话》的蓝本是学校老师创作的诗歌《我是谁》。为了节目效果，诗歌的结尾被加入了这样的心里话：“别人与我比父母/我和别人比明天”。
林晓艳目前最大的担忧就是诗中波澜壮阔的“明天”。
“我不比上海的孩子差啊，为什么不给我一个机会呢？我能拿什么来跟他们比明天？”林晓艳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