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代的时候,那些打江山的领袖们总是十分注重民意的向背的。因为那时民心向背,会决定兵源的向背,而在武力决定一切的时候，民心向背，就意味着武力的向背，那是至关重要的。那时唱的“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中国自古在战乱时期就有“得民心者得天下”的说法。那个时候，民心向背是与天下得失密切相联的，所以当然重要。但是，中国的历史就是这样循环往复不止的：江山到手，天下太平的时候，那些依靠民心得到天下之后的人们就开始按照功劳大小开始做官，并且心安理得地享受得到“天下”的好处了。于是当初帮助他们打到江山的民心已经逐渐不再重要，而且他们的享受正是建立在对民众的剥夺上，如果顺着民心，让民高兴了、满意了，那么他们享受的规格就要大受损害，而且享受的人也会逐渐变少。正所谓老百姓高兴，他们痛苦，他们不愿意痛苦，所以只有老百姓痛苦。否则，这样一来打江山的意义又会失去。这里实际上存在一个悖论：得民心——得天下——得天下——图享受——逆民意——再失去天下。这是几千来的中国从来没有跳出的一个历史怪圈。其实当一个民族动辄用打天下来表达民意的重要的时候，这种文化的宿命就已经命定了。毕竟，江山不打，它也会在那里，而且江山不会因为战乱从而变得江山如画，而是会因战乱而山河破碎，硝烟弥漫。那些动辄说打江山如何有功的人，如果不是统治者，就是脑袋瓜子里被灌满了浆糊。
为什么战争年代那些争夺江山的人特别容易注重民心的向背？最好的解释就是，战争年代的决定因素是武力，而武力的最重要因素就是兵源。而兵源讲到底要来自百姓，而民心向背又决定了兵源的数量与质量。如果用强力抓当然也是可以抓起一批壮丁，但是，由于民心非向而背，实际上抓来的人是为对方抓的。当初国民党败在共产党手里，可以说民心的向背是最关键的。中国的老百姓最实际，你暂时给他点土地作诱饵，再为他们种几棵玉米棒棒或者南瓜之类的东西，或者直接给一点小恩小惠，他们就会替你卖命，实际上这一点土地在得到江山之后，很快就会被收回的，不过作为芸芸众生的愚民是很难意识到这个变数其实是内定了，土地如果不收回，打江山岂不是替那些老百姓白打了？那样一来，坐江山还有什么意思？在战争年代，所谓成功就是收买民心的成功，没有对中国农民和传统农业文化的了解，就不可能在中国打下江山，即使是在和平时期，这个规则仍然适合中国，在美国西点军校培养出来的军人，肯定打不过井冈山里混出来的土匪。国共胜败其实并不是偶然的。老蒋，回到台湾后，他也学老毛把土地分给百姓，而这个时候老毛又把土地用集体的办法收归为国家所有了。农民真正有土地不过三、五年时间而已。这土地就像是高明的魔术师手中的飞刀，表面上是飞出去了，实际上是飞而不脱，还在政治魔术师的手上。论政治艺术，确实老蒋要笨拙许多倍，这也是他吃败仗，失民心的重要原因。
到了和平年代，民心的向背实际上已经不重要了——除非是草民们手中真的握有一张选票，否则的话民心的向背不可能会重要的。这个时候再用所谓的“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来吓唬掌握实权的官员其实是徒劳的。因此民意在这时只能够是一种摆设了。过去在封建时代，用的是冷兵器，那个时候还可能因为一个社会太胡作非为了，或者干脆就活不下去了，就会有人站起来揭竿而起，大家都用冷兵器，其实兵与民之间并不那样专业，拿起武器大家差距并不大。因此，一治一乱的循环就这样开始了。也就是后来黄炎培面在窖洞里对伟人所谈到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所以，封建时代即使在和平时期，民心的向背也仍然是一个重要议题。至少皇帝也还不敢太放肆。说不定自己就会因为：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从而使自己一不小心就坐到火山口上了。
但是现在进入高科技年代后，如果缺乏民主，人民手中没有那张选票了，那么民心民意只能够算个狗屁啊。民意只有通过选票来表达，并且这张选票能够决定政府的去留的时候，权力才不敢在民意面前胡作非为。但是，在没有选票的民意面前，民意可以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没有选票，其实真正的民意也无从表达。因为，民意只会被代表，真正表达的只能够是喉舌。民意即使意外被表达出来，也不能够有什么动静。因为，民意并不能够决定政府及官员的去留。一些手握实权的人他们根本不需要在乎民意，他们的眼睛只需要向上，并不需要往下看。下面的人怎么需要看呢？他们算个屁啊。所以，这些屁民们就是小数点后面的零，虽然可以是很长的一串，但是却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其实很安全，既不用担心在这样的时代里有陈胜吴广们会“揭竿而起”， 因为在核武年代，一切从内部用暴力革命来推翻残暴独裁统治的可能性都没有了,自然又更不用担心屁民们会有选票把他们选下去，他们只要把上面盯紧了，看好了，一切都会很安全。难怪美国的观察家在预测中国发展前景的时候，从来不考虑中国的民意如何，只需要盯着掌握实权的人的思想动向就够了。现实中实际上就是如此。在伊拉克，你不可想像萨达姆会有被他们人民推翻的可能性，尽管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大规模屠杀自己的人民，也不可想像这样的人会主动下台。张献忠当年把四川人几乎杀绝，似乎也没有屁民能够奈何他。为什么？自古批判的武器不能够代替武器的批判，这确实是战争暴力年代的一个简单而朴素的真理，也是权力的第一个规则，权力后面的暴力规则是元规则。非暴力规则，或者和平时代的权力规则只能够是一级一级往上看，眼睛向上，天天向上，日日进步，为什么？因为权力来源于上面，就向上负责，权力来源于下，就向下负责，这是非暴力状况下的权力规则。这个规则并不是因为人种的不同，文化背景的不同和文化水平的高低而有什么变化。在权力面前良心是脆弱的，而且是靠不住的。这是和平时代的权力规则，也是和平时代的一个真理，被称为权力的第二规则。“有奶就是娘”这是和平年代里权力后面衍生出来的利益规则，可称为权力的第三个规则。如果一个人的地位利益好处均来自上面，一切只需要为上面，所以也必然只需要忠于上面，这种情况并不会因为人的品德的不同而会有什么变化，与人的良心无关，也与人的素质无关，更与人的品德无关。这个时候，只有一个人需要考虑一下百姓，他就是那个再没有“上面”的人，因为只有他不再需要向上负责，不需要看上面的脸色，所以，他的任务就是看下面的脸色。但是，下面在这个时候是什么？就是太监，下面什么都没有。当民意被当成喉舌被代表的时候，最上面的人也不可能真正了解到什么民意，因为民意很快就会被和谐掉。因为，那些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团，那些日日夜夜，时时刻刻看着上面的人他们会通力合作，很容易就把这个没有“上面”，只有“下面”的人“骗”住了，把一切都瞒与骗得好好的，他们齐声对他说：现在已经走进了新时代了，已经是千年难遇的盛世了。因此，被骗的人与骗人的人能力合作演出双簧。一个太平盛世就这样被制造出来了。
可见，民意是不是重要，屁民是不是能够成为公民，完全在于有没有一张能够决定官员去留的选票，这才是硬通货。屁民必然是愚民，因为他们的眼睛被喉舌蒙蔽，他们有目却看不清，他们有耳却听不清，他们极容易被喉舌所操纵，因此选票的后面其实还要保护选票的耳聪目明。如果屁民们有一张自己的选票，而且选票的数字就是决定权力去留的唯一因素，那么屁民们立即就会变成真正的公民，那些纷纷向上的眼睛就会改为向下。那么就很难说了，人民就会用选票来证明究竟是满意还是不满意，是千年盛世还是危机四伏。那个选票的百分比立即就一清二楚，谁也无法强奸民意。
一切专制社会都不用真正重视民意，而且也不可能“为人民服务”，原因很简单，因为民意无从表达，也不可能有什么用处。在这里所谓的民意就是屁民们所放的屁，连个响声都不会有。
真正的民意，其实就是新闻自由报道，就是选票，而选票就是上台还是下台的唯一凭证。想占据政治舞台表演表演，就得给人民好脸色，好心情，给他们一个诚信与忠心，使他们对你有信心。所以凡是民主法治社会里的政府及其官员都是非常害怕选民的。经常要竭心尽力想办法去讨好选民，只有这样他们才不会在下次选举时落选。也只有这个时候，他们政府的官员才不敢在公民面前飞扬跋扈，作威作福。否则的话一切都是空的。说是为人民服务，代表人民利益，却又不给人民以选举权的说辞，实际上说得再漂亮也是空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人民只有怕他们了。在权力与利益面前仅仅依靠思想教育是可笑的。这与在老虎、狮子面前教育他不要再侵害羊群是一样无力的。解决大规模侵害的办法就是依靠偶尔的“高层震怒”来解决“地霸秩序”。实际上这些都非常具有偶然性。积累下去总是以重新洗牌而结束。这样的游戏一点也不好玩。
现在再问一句民意为什么重要？功利地来说，战争年代要民意出兵源，要民意充当炮灰，因为，兵源出武力，武力出天下。和平年代，民意就是选票，真正的民意表达就是因为选民手中有选票，这些选票可以决定一个官员，甚至一个政府的去留问题。带着宗教的情怀来说，民意实际上是天赋人权的一种表现。因为，一个个人权的保障，正是要依靠公民的声音来表现。而人权是天赋的，无需要领袖人物的恩赐或者施舍。而在我们这里还是恩赐的、预付的，而且是随时准备可以收回的。所以，没有选票的民意有什么重要呢？真的没有什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