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年到某北方一城市出差开会，那一年正好是下大雪之后结冰，出租司机在开车拐弯时打滑，很生气就说如果是雪下在省政府、市政府就好了，让那些官员出不了院子并憋死他们。还有一次还是到同一个地方出差，一个司机对我说，他当了十多年军人什么好处都没得到，现在他儿子也参军了，司机告诉他的儿子，要是战争打起来，马上举枪投降，绝对不会给这个滥政权卖命。这些年流行一句话，即处级以上干部，如果抓起来全部枪毙，可能有冤假错案，如果隔一枪打一个，漏网一大片。从我亲身经历的事和听到的流行话，至少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社会敌意是存在的，问题很严重，后果更严重，不解决不得了。
一个自由的社会才是和谐的社会。一个不自由的社会充满了是敌意的社会。不但社会是敌意的，就是国家与社会之间也是充满敌意的，不但国家与社会之间是充满敌意的，就是政治与政治之间也充满了敌意。充满敌意的社会就是一个危机重重的社会，其中以社会对国家充满敌意为甚。
毛泽东时代就是一个不自由的时代，三重敌意都是表面化的。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下，与人斗乐在其中，激起的是人的野蛮。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反右、文化大革命，使人充满了敌意和警惕。那是一个专制的时代，所以也就是一个不和谐的时代。毛泽东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只是痴人说梦，天下大乱永远也达不到天下大治。国家与社会之间敌意更甚，不允许社会上有自己的观点、有自己的组织，就连毛泽东起家的农民协会也被取消，以防观点、组织出异弊，思想就是一个人的，组织都是官方的，构成无产阶级专政的齿轮。有自己观点的向血统论挑战的遇罗克死了，向个人崇拜挑战的张志新死了，如果鲁迅不死，如果不做应声虫活着，那就只有让毛泽东赐死。政治的敌意更加残酷，党内斗争最后都以毛泽东的胜利而告终。只是这个敌意，是一种倒挂的敌意，是权力对人民的敌意，是把人民当成敌人，其幕后推手是不受限制的权力，是所有敌意的总病根。那个时代的人民，对权力只有恐惧和畏惧，却难有敌意。
在当今中国，社会的敌意由权力造成，在民意中产生。人与人之间有敌意，不再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权力之间有敌意，但现有的既得利益使得他们之间更倾向于合作而不是互相打压，尤其是以维稳为目标的套路使得权力之间的合作性增强。而权力的不受制约与滥用，尤其是在涉及到公民的利益情况下的滥用，使敌意迅速凝聚。杨佳杀人、邓玉骄杀人等我们都没有看到对人的生命神圣性和不可侵犯性的反思，反而是一个人们心中对英雄的非理性呼唤，日益增多而不是逐渐减少的群体性维权事件让人们看到了权力的麻木和狰狞，辽宁省庄河千人下跪事件让人们看清了权力的本来面目，所谓的为人民服务都是喊给人民听的，事实上权力者本来却从没有当真过。社会的敌意正在不断地在社会之中漫延，从最初的针对个人，到最后的针对整个制度，就是最高领导人发出最高的善意，人们也只会认为是作秀。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城管被敌意化、警察已经被敌意化、某个领导人被敌意化、政党被敌意化，最后政治制度被敌意化、制度背后的主义被敌意化。当社会敌意充盈整个社会时，所有的发自真诚的自上而下的改革都会土崩瓦解，所有自下而上的改革都会变成革命。双方不再有互动与合作，只有对抗和对革命的价值诉求。
社会敌意凝聚的表现之一就是人们不再相信法律，反而对法律充满了敌意。因为宪法规定的公民的权利在具体执行中被抽空。比如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在现实中变成权力者的言论自由甚至以公然撒谎来代替言论自由，宪法规定的游行自由被变相更改，失去了游行的本来面目，公民不得不以散步代替游行。结社自由本来是反对多数暴政的天然屏障，它可以有效化解政治风险，构成社会活力之源，可以使政府勤政，是通向和谐的阳光大道，可权力者却视结社为天敌，把所在的结社企图都消灭在萌芽状态。宗教信仰自由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更是变得千疮百孔。宪法在权力者那里只是一个舞动的旗帜，当社会真要通过宪法捍卫自己的权利时，巩固的是统治者的权力，削弱的却是社会的权利，这样，社会就从拥护宪法转而嘲弄和敌视宪法，他们不再去找代表公平正义底线的法院。
社会敌意凝聚的表现之二就是在人们不再相信正义反而嘲弄和挖苦正义。当不受限制的权力打开了腐败的潘多拉之盒，当腐败公然挑战人们的道德底线，当精神病成为上访的代名词，当权力的雇用人员公然挑衅公民的尊严和智商，当GDP成为权力者长官发财的一个阶梯，当社会以刘翔的速度拉开了两极分化，当人们给灾区的捐款80%变成政府财政，当北京的房子以四五万元起价，而公务人员却可以花四五千元就会买到房子，当财产申报连楼梯的响声还没有听到，当人民的爱心被官员蹂躏，还有谁会公平正义比太阳还有光辉的社会理念呢？在这个时候，即使公平正义真正地降临到每一个人的头上的时候，人们也只会认为权力只是以一种换汤不换药的方式进行新一轮的欺骗。最大的不公平不是市场自身的不公平，而是来自权力和贪污腐败。
社会敌意的凝聚表现表现之三就是人们不会再以理性的方式寻求解决之道，而是寻求非理性的甚至以暴力为解决问题的主要手段。在维稳的过程中，“民众被提供了一种误导性的预期：如果你想让你的问题得到解决，就得制造点‘威胁稳定的事端’；如果你连‘稳定’都不会威胁，你的问题就别想得到解决。”一些群体或个人只能采用法律外的方式、甚至暴力来表达和发泄不满，也就是俗称的“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导致社会矛盾愈加激烈。一些权益受侵犯者一旦进入维权过程，就等于踏上一条“不归路”，他们又成为地方政府眼中“不稳定”现象的“职业制造者”。城管被打、警察被打被杀、执行公务的警车被推翻都是明证。另外，当这些解决速度仍然觉得慢时，他们会转而寻求超凡魅力的领袖，寻求群众运动的解决方式，寻求革命的毕其功于一役的解决之道。
社会敌意不但存在且正在以加速度的方式凝聚，这是必须正视的事实。正视事实才是解决问题的前提，对社会敌意采取鸵鸟政策，只会加速社会和政治的双重衰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