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则新闻是我暑假时看到的。那个时候，自己真的感到非常震撼，小学生的“威力”真的有这么大？愤怒有这么多？作为一名心理研究者，我对此思考了好久。趁着国庆假期，我也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分享我的看法。 对于这件事情，以宏观的角度去看，大抵会分析出一些诸如留守儿童心理畸形、父母教育不及时等一系列口号式的评论。很少有人会深入地分析，为什么？因为他们怕，他们在逃避这个社会的发展规律。 设身处地的思考一下，11个小孩子打人的动机是什么？一针见血，是来自父辈的暴力施压的线性反弹。他们的父母常年在外打工，他们的自身素质相对较低。好不容易回家，总要对小孩多唠叨几句，甚至急于求成地动手动脚。正常地，一个普通成年人，在被虐待后，由于明白被施暴的原因，以及相对完整的自身控制能力，出现这种反射的概率会大大降低。而作为一个小孩，一个缺爱（留守的原因）的小孩，他们就会不顾一切地对外表达自己的感情，而又受到了一定的来自父辈的恐惧性压迫，导致他只能对同年龄的人进行施加，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自己行动的理由就是：弱者就是要被淘汰。 一般地，在一个作用条件类似的群体下，所谓的群体效应就体现了出来。一个性格要强的同学带领一群性格相对外向的同学，开始对相对内向的同学开始找各种理由攻击。 所以，这种情况普遍存在于这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不一定他们的父母都是整天外出打工的，我前面的例子只是在说明其小孩的缺爱以及自身素质高低的程度。当这些“程度”发生变化，不难想象与了解小孩的世界中的世界观与逻辑性。 其实我以前也跟那群性格相对外向的小孩一样，跟着所谓的老大混。最后老大毫发无损，我却惨遭酷刑。然后说出来的话也是没人会理解，只是说我活该什么的。 知此，我们应该去想想解决办法了。世界上其实就是这样，有多少人成佛就有多少人成魔。我们只能让自己变得更强大，让我们身边的人避免成为施加伤害者，与被伤害者。这也是我，与我的队伍宣传正能量的终极目的。
附上材料：
半人多高的玉米地，从村口蔓延到路的尽头。路边墙上的土坯，已经被阳光晒得泛白。墙外，杂草、玉米秆和道路交错的地方，8岁的晓辉生命最后时刻就曾躺在这里，奄奄一息。
这是河北蔚县柏树乡永宁寨村。6月28日下午，在村委会门前的广场上，附近3个村的11个孩子轮番对晓辉进行殴打。最终，已经昏迷的晓辉被抬到路边，丢进杂草丛中，孩子们一哄而散。
晓辉在天津打工的父亲张千得知消息后，第二天一早就赶回了村里，与重伤的儿子一起度过了父子相守的最后两天两夜。
晓辉却再也没能睁开眼睛。张千想为儿子讨个公道，但他很快就听说，那11个孩子，最小的只有9岁，最大的也还有两个月才满14周岁。按照刑法规定，这些孩子均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我的儿子才是最小的，为啥刑法保护他们，不保护我的儿子？” 这位鬓角迅速染上灰白的父亲，咬牙切齿地说。
他不明白，那群跟他儿子差不多大的孩子，为什么会如此“残忍地”、儿戏般就夺走一个同龄人的生命。
65元钱要了回来，东东的母亲劈手给了自己的孩子几巴掌，东东就此跟这个告密的小子“结下了梁子”
领头的孩子叫做东东，今年11岁，在所有孩子中，只有他跟晓辉是“一个村儿的”。
东东家在村西，晓辉家在村东。从西向东走，沿着坑坑洼洼的柏油路，5分钟后向左一拐，脚下踏着的，便是混杂着羊粪蛋的泥土。
东东和晓辉家所在的柏树村一共只有200多户人家，几乎都认识彼此。大部分青壮年村民“都在外面打工”，近一点的在县城，远一点的就在天津、北京、包头，留在村里的几乎都是老人和孩子。将近一天里，除了偶尔开过去的小面包车突突的声音，整个村子安静得能听到附近山上的鸟鸣。
这个个头儿不到1.6米的五年级男孩儿，在村民和同学的描述中，就像《机器猫》里总是欺负别人的大胖一样，“或许还更壮实一点儿”。几个和他经常玩在一起的孩子，都管他叫“大哥”，他也常常请同学去他家的小卖部吃东西，“所以好多同学都听他的话”。
“他确实有点淘气，但从来没听说打过架，这件事真让人意外。”班主任任老师说。
整个小学，五年级的学生只有47人，一个班。校舍建在村口，五年级的教室，是最把边儿的一间，从教室前门出来朝右一拐，跳下一个3米多高的小土坡，就是一大片树林，在教室门前远远能眺望到通往县城的山路。
东东的成绩不算好，在班级末十名里头，任老师曾因为东东经常不完成作业，专程去东东家里进行家访。出了校门斜走几步，不远处，就是东东家的小卖部。
“去了好像也没啥用，他后来还是不怎么交作业，成绩也还是那样。”任老师有点无奈地说，她紧接着补充，“他家里也不怎么管他的学习。”
平时课间在教室门口跳跳绳、踢毽子的东东，在离开学校之后究竟还有什么其他的娱乐，任老师并不知道。
东东的家长之前也不知道。实际上，他们的儿子会时常向比他年龄小的孩子们要钱。就在悲剧发生前不久，东东要晓辉把准备买饭卡的65元钱给自己“上供”。晓辉把钱交了出去，但很快又跑到东东家的小卖部，向东东的母亲“告状”。
65元钱要了回来，东东的母亲劈手给了自己的孩子几巴掌。自那之后，东东就跟“告密”的晓辉“结下了梁子”。
6月28日上午10点半，一直趴在屋里写作业的晓辉，跟姥爷要了1元钱，说笔芯不出水，要出去买根笔芯。等姥爷洗完碗，发现院子里的自行车不见了，这才知道“孩子又出去耍了”。姥爷没有想到，晓辉再也没能回家。
那天下午，有村民曾看见过晓辉在村西口玩耍，准备回家时，却被东东带着几名高年级同学叫住，最后，“3辆电动车，坐了6个人”，一起往3里地外的永宁寨村去了。
那些“家里没大人”的孩子，“长期没人管，平时就在外面乱跑，被环境带坏了”
东东领着一群孩子，带着晓辉，骑着电动车，从村口沿着柏油路往西走。因为今年有些干旱，才6月底，夹道的桦树上就已经有大片的叶子飘下来。
不到10分钟，一群孩子就抵达了永宁寨村和庄窠村的交界路口，遇见另一群在村口玩耍的同学。算上晓辉，一共12个孩子，都聚集在了永宁寨村委会前的空地上。
9岁的军军和晓辉同班，这个“成绩还不错”的男孩，平时还是班里值日组的组长，他的英语最近考了97分。他和晓辉的座位只隔一排。在教室门口贴着刻度的绿色卡通长颈鹿身高表上，两个孩子都“到鹿耳朵的位置”了。
在做笔录的时候，瘦小的军军，让刑警大队的警察们觉得“也只是个孩子而已”。“他们都打，我也只能跟着打。”11个孩子里，超过半数都说出了类似的话。
那天下午，“怕自己不合群”的军军，混在一群孩子当中，朝着平日里关系还不错的同学晓辉身上踹了几脚。不知是谁，把矮小的晓辉一把推倒，晓辉的脑袋一下子撞在了地面上。
“他家里没大人，打他也不怕。”一个孩子说着。
在数年前，晓辉的母亲就抛下了丈夫和儿子，“不知道去了哪里”，而晓辉的父亲则常年在外地打工，好几个月才回村里一次。晓辉常年跟年迈的姥爷住着，至于他平时在村里是不是受孩子们欺负，家里人都“不清楚”，“没有听他说过”。
“或许是吓的，他不敢告诉家里。”父亲张千眼睛里布满血丝。事情发生后，他一度后悔得整宿睡不着觉，如果自己没有外出打工，甚至能早几天回来，或许就不是这个结局。
事实上，11个孩子中的大多数，都是跟晓辉一样的留守儿童，有的父母都在外面打工，有的只有双亲中的一个在外面。
读五年级的东东，领着跟自己同班的其他5个孩子打了晓辉，其中有4个都是留守儿童。剩下的那个，其父亲“前几个月刚从外面打工回来”。当地外出务工的村民，大多跟张千一样，在建筑工地做小工，还有一些在县城摆摊做小生意。他们的儿女都在柏树乡中心小学上学。
这个乡有20几个村，但每年只有三四个学生能考上大学。
“上完初中，成绩好的就上高中，不好的就混社会呗。”据一名当地干部说，近些年来，“年轻人的习气不如以前了”。许多十几岁、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不上学了，不好好种地，也不好好打工，而是“让家里养着”。
而那些“家里没大人”的孩子，“长期没人管，平时就在外面乱跑，被环境带坏了”，一个村民试图总结悲剧发生的原因。
但这些似乎都无法解释那个下午发生的事情。
东东、军军，还有其他晓辉能叫上名字或叫不出名字的孩子，就在永宁寨村委会前的空地，对着年龄最小的晓辉，你一拳，我一脚，有路过的村民看见，晓辉的头发被拽起来，头狠狠磕在地上。
最后，孩子们抬着晓辉，往村委会后面的玉米地去了。
打人的孩子们家里都已经大门紧锁，东东家的小卖部关了门，据说东东被送到了亲戚家
最终发现晓辉的地方，需要从玉米地再绕过一堵呈直角的土墙，周围都是树和杂草。晓辉身上盖着一件紫红色的校服，已经陷入昏迷。
两天后，他在医院里死去，死因是“颅脑损伤”。
7月，晓辉的尸体还安置在停尸房。11户人家里，那些在外打工的父母纷纷赶了回来，现在，这些孩子们总算“都不是留守儿童了”。
几个有手机的孩子，手机都被父母收了回去。电话打过去，一个语气紧张的母亲称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其中庄窠村和永宁寨村里的那几家，这几天已经大门紧锁，连大人带小孩都不见了。柏树村里，东东家的小卖部也关了门，据说，东东也被送到了亲戚家。
几个孩子的QQ签名，出乎意料地相似，“兄弟在一起”、“兄弟一生一世”、“兄弟们再见了”、“出生入死的兄弟”。他们都没有参加这个学期的期末考试，班主任老师解释说，学校正打算给他们安排补考。
“都是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按照法律规定，我们不能把他们控制起来。”刑警大队的队长反复解释着自己的无奈。
“他们能知道自己错了吗？”一位村民皱着眉头嘟囔。当地县委宣传部的领导也感慨，该对这些孩子“加强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
张千觉得，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说自己“不懂法律”，弄不明白为啥“打死人不用负责，那几个孩子都好好地回了家，该吃吃，该玩玩”。县政府安排了一名律师免费给他提供法律援助，但这位绝望的父亲，即使是听完律师的解释，也还是不能接受眼前的事实。
他从儿子的田字格作业本上撕下来一页，列下11个孩子及其家长的名字。这张薄薄的纸，脆得好像稍微一用力就能戳破。张千攥着这张名单，坐到了村西口东东家的小卖部门前，但最后还是被其他村民劝了回来。
晓辉的几双鞋，还整整齐齐码在家里的墙根底下，张千只要看一眼就会红了眼眶，但他“不舍得把这些东西收拾起来”。
“爸爸，我也很想爸爸，爸爸您几月几日回家呢？爸爸回家的时候给我买一些吃的，行吗？还有在(再)给我就买一瓶饮料，行吗？”
这是两个月前，晓辉给远在天津的张千发的短信。在那之后，这个不知怎么把手机弄丢了的孩子，再也没机会跟自己的父亲说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