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小学同学给我发了柯淼赋毕业作品《1999》的链接，在细细欣赏之后，我的眼睛里已经满是泪水，也许只有生活在那个年代那个环境的人才懂得。这是一个多么宝贵而又真实视频，多少年来并没有人真正关注过雷州半岛这片土地，因为语言不同，雷州话（闽南语的一种）一直不能够以多媒体的形式展示在银幕前，以至于这个南海之滨的红土山丘已经被淡忘在那个岁月里，留给我们的仅仅是回忆。那个同学和我一样，是班上为数不多还在大学里呆着的，因此他希望我能够去描述这段血色的童年。1999年我们同样经历血色童年；2009年我们班的同学大部分已成为人夫或嫁做人妇，他们的孩子小的嗷嗷待哺，大的已经上小学，他们都成了家里的一片天。而像我们这样还在大学里“啃老”的同学，却成了同学中的异类。如果命运稍微开玩笑，如果人生悄悄偏离轨迹，可能我和他们一样，现在早已是几个娃的父亲，早已经要为家里的柴米油盐酱醋茶精打细算，要已经要为生活负起全部的责任。命运不会开玩笑，我们不能回到1999，只能细细回想起这段充实而又血色的青春。
1999年，雷州半岛上的农村，基本都是一个样，如影片中描述的一样，红土黄壤、香蕉林、芒果树、荷花塘等等只是生活中的时常景色，更多的是矮矮的青瓦屋、茅草屋、破烂不堪的泥路以及豆腐方块大的田地；1999年计划生育制度在农村是失败的，因为父辈的传承和传统观念的影响，一家少则有2-3个孩子，多则有7-8个，这里面也因为农村的文化缺乏，除了赌博就是睡觉，故造人能力非常强大；1999年农村村委会已经成立，市场化的运作深入人心，美国式的拉票选举制度已初见端倪；1999年赌博成为一种潮流，由于文化的缺乏以及市场化体制的建立，《赌神》《赌圣》等影片在农村里风靡，以牌九、麻将、骰子为主的赌博形式多种多样.......这就是雷州半岛上1999年的岁月倒影，我们的童年就是市场化和传统化的混合中度过的。
1999年是知识匮乏的年代。当城里的孩子在读《上下五千年》《四大名著》的时候，我们只能够看着天听老人讲生活中的辛酸苦难、人鬼蛇神、百世轮回。农村的书本是比较匮乏的，除了小学里发的课本以外，课外书籍最多的是占卜、成人杂志，大多都是从父辈那里承继下来的。唯一接触知识的途径就是通过全村为数不多的彩色电视机，外面的世界对于我们是新鲜的，那些美丽的女人、那些开着豪华跑车叼着烟的型男，都成为童年生活中记忆的一部分。
1999年是游戏知识普及的年代。街机在广东大行其道，连偏远的农村也不例外。全村里三个小卖铺中的两个都引入了形式各样的游戏机，其中有拳王97、98、三国战纪、星球大战、赌马机、老虎机和苹果机等等。超级玛丽、冒险岛等这样的小霸王机我们并不熟悉，但97、98却是我们记忆中不可磨灭的一部分，八神、草雉京都是一代传奇。大家的家庭并不富裕，赌马是为了赢得出城玩的费用。没有钱，大家只能将为父母掌控的零花钱（通常父母都会将压岁钱收回作为每学期的学费，只留很小的一部分以作全年的零花钱）不断去赌马、玩老虎机，但通常是输多赢少。大家的办法是将出币口弄坏，能够让我们任意获取以换钱。农村的父母总是对这些”害人不浅“的游戏呲之以鼻，一经发现就一顿暴打，玩游戏总是要付出代价的。
1999年是食物缺乏的年代。农村的孩子没有补身体之说，更不提维生素c、牛奶等等这种奢侈品。1999年大家都正长身体的时候，由于家里的食物并没没有变化，几天下来才一顿肉末，而且肉末的颗粒很小，以至于用肉眼不能分辨是菜还是肉。那么大家打牙祭的食物就涉及到天上飞的、地上爬的和水里游的。在捕鱼的时候，我们懂得了“大便钓鱼法”，池塘里的鱼和人一样，都缺乏营养，饿起来什么都会吃的。由于上课时间所迫，只能够以大便作为鱼饵，也能够钓到大鱼；天上飞的最好就是各种鸟，鹌鹑、黄鹂、白鹤都可以，这其中以“砂土孵鹌鹑”再加点调料，味道集美无比，再不行的话各种昆虫可行，“碳烤秋蝉”可是滋补的名菜，水里游的蛇、青蛙、鱼和附在池塘旁边石头上的田螺简直就是人间美味。大家都是在这样的半饿半饱的年代中成长的。
1999年是窥窃的年代。农村的食物缺乏除了以自然赋予的食品补充以外，还需要一些带有产权的物品，如饮料、水果和番薯。热带的南国只有夏秋两季，可谓是四时无常，一年四季都带有炎热的气息。没有钱，孩子总是渴望冰柜里的冰棒、雪糕和汽水。对于没有钱的孩子，那么舔上一口凉飕飕的冰棒就是享受了，没有办法只能够以窃的方式，而且是以团体作案的方式，以窃到的东西就平分，大家心照不宣即可。同样的，偷西瓜，大家用的是调虎离山之计；偷桃子和石榴，大家用的是轮岗守卫之计；偷甘蔗，大家用的是添油战术，而且是一家出动；偷番薯，大家用的是夜间作业方式；简单的生活赋予我们很多平凡的智慧。尽管“小时偷针，大时偷金”的警示在前面，但为生活所迫窥窃也迫不得已。
1999年是被暴打的年代。农村是熟人社会，窥窃、进游戏机室、恶作剧等等的消息总会以光的速度传到父母的耳朵里，有时人还没回去父母已经备好棍子、藤条和绳索，说打就打，毫不留情。仁慈一点的父母就会打手心和屁股，但是严肃的父母就会用绳索掉在大树上，头倒地，用藤条打得皮开肉绽。经验总会告诉我们：这是正在父母的气头上，只要在外面躲过了一两天，等父母的气消了，被暴打的概率就会很低了，就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在同龄的孩子中都或多或少受过父母的暴打，这不是暴力，只是农村父母教育孩子的方式，有时正好碰上父母发火时，拿着刀追赶的案例也是常有的。
1999年是捣蛋的年代。尽管食物、知识很缺乏，但是这改变不了农村孩子的好奇兴趣和捣蛋心理。捣蛋的方式多种多样，有用”红花抓蜜蜂“法、”钻透桌子喝水法“、”三角裤代替红旗法“等等。红花抓蜜蜂法无非是在红花盛开蜜蜂来采花蜜时候，一只蜜蜂在花蕊上停留的时间一般有一到两分钟，那么等蜜蜂一进去就可以将花瓣收紧，即可收住蜜蜂，并将其放在瓶子里与其他昆虫打架，有点类似斗鸡娱乐。而钻透桌子喝水更是一种经典，上课时间一般不允许吃早餐和其他东西，用小刀将桌子打一个大孔，并将食物放在抽屉中，将课本高高立起，将脸颊掩住即可放心吃喝；而”三角裤代替红旗法“这是一件侮辱国旗的事情，我们经常去隔壁村的小学捣蛋，最具有挑战性的是”三角裤代替红旗法“，将父母那些废弃的内衣缝一下就可以增加面积，变成一面国旗。在停电的晚上经常不上晚自习，那么去隔壁村捣蛋是最快乐的。大家拿起自治的”国旗“和”土炮“，提起哥哥姐姐在城里读书的录音机，调好国歌的磁带，将对方学校的国旗慢慢降下，然后将我们的”国旗“在录音带的吱吱国歌声中徐徐升起，并边升边放土炮，以引起大家的围观。捣蛋是迫于无奈之举，没有电玩，没有课外书籍，上课就是在教室里放牛，唯一的乐趣只能是捣蛋。
1999年是潮流的年代。雷州半岛毕竟处于改革市场化的地区，港台的音乐风、电影风和我们的生活如影随行。四大天王的魅力无法阻挡，张学友的《吻别》、《情网》、刘德华的《忘情水》、《笨小孩》，郭富城的舞蹈、黎明的俊俏面容都成为村里的饭后谈资，时不时小卖铺里电视插上麦，顿时整个村庄都可听见那走调的声音，可谓是余音袅袅。但1999年王杰的那首金曲《伤心1999》一下迷倒无数少年，沧桑而涩谷，如天籁之音一样指引着我们。同时”古惑仔风“兴起，郑伊健的”南哥“、陈小春的”鸡哥“曾经也是大家争相模仿的对象，当年大家的发型有的是扫把头，有的是”阿尔卑斯山脉头“，有的是八神头还有的是草雉京头（我的好像是八神头）。模仿明星明显是为了耍帅，尽管物质贫乏，但是总能找到一切能够用得上的东西进行模仿。
1999年是进城的年代。如影片中的进城的镜头一样，大家好不容易从父母身边弄来几辆破旧的自行车，并聚集弟兄闯城市，说的好听点就是有古惑仔的那种豪爽气势，说得不好听就是没有钱的痞子。我们花了半个小时就能到达城里，大家都看花了眼，好像和尚逛窑子一样——不懂人事。而我们身上还穿着脏兮兮的父亲曾经穿过的裤子和收破烂差不多的上衣，并拖着一双不适脚的拖鞋，在城里我们俨然就是一群乞丐，只不过并没有行乞而已。我们每次出城最喜欢的地方就是发廊和大商场。我们并不觉得自己就是天底下的乞丐，而是直着眼睛看那些美女（穿着时髦衣服、烫着金发的女人)，如同十日谈里面讲的“少年看到绿鹅”一样，想把他们签回家。可能我们曾经不小心进过红灯区，只是不明白那些是什么地方而已。
1999年是性和初懂人事的年代。片子对农村来说简直就是泛滥，除了赌博就是造人，那么父辈那些人就经常研究此中理论。小卖铺的电视如果播放港剧，那么收视率应该是满座；如果播放此类片子，那就有万人空巷的效果了，里三层外三层围得严严实实的，除了老实巴交的女人不看之外，那些少妇也要长点见识，拼命往前排挤，在小卖铺里并没有18岁以下不能收看的说法。由于身体的矮小，我们肯定无法挤进去，但是这无妨我们欣赏片子。片子主要以日系和港系为主（很有可能是饭岛爱，不清楚），旁边还有一个资深的赏片高手，一边看一边评，如同看足球转播一般，我们就是在女主角的呻吟声和品论人的品论声中获取人生的秘密，我们在父辈的熏陶下逐渐成熟起来，已初懂人事。
1999年是挣扎生存的年代。如影片中缴学费的情景一样，320块钱对于一年收入就一两千块的家庭来说负担是很重的，如果家庭小孩子很多，那么拖欠的现象就很严重。由于国家明令规定不许让学生辍学，那么只好边欠费边读。每次注册的时候，父母都是拿着不知摸过几次残缺破碎的的十块钱一张一张细数，生怕自己点错了，这时可以看到父母眼中的泪花，当时自己鼻子也很酸，可能自己真的成长了。一个家庭的收入主要来自种田和打散工。父母一般不出去打散工，因为家庭需要两个人的肩膀时刻扛着，否则就会出乱子。种田卖菜的程序就如打仗一样，二更天起床去田里，帮父母打灯摘菜或者捆绑菜，为的是让菜隔夜之后依然新鲜，大清早能够买个好价钱，在寒风凌冽，在雷雨交加的深夜里我们品味着人生的孤独，从父母敖红的双眼里我们已经承继了身为人子的责任，1999年我们真的成长了，岁月无情，但是为的让子孙能够代代相传。
1999年是面临生与死的年代。农村的孩子早当家，早在1999年之前我们已有同学逝去，尸体浮在池塘上任鱼撕咬；在1999年大家在大路上看到毒品施虐的南国中吸毒者暴尸荒野；也看到过斗殴时候差枪走火误杀他人；也看到过给我们讲故事的老人逐渐化为尘土，我们大家都明白了死亡是那么近，我们知道生与死之间的意义，从第一次接触死人的恐慌中慢慢变得习以为常。
过了1999年，我们成长了，也学会了选择，在这样的环境中，大多数人的选择都是小学读完之后就外出打工，负担起赡养家庭的责任；也有人是为了让弟弟妹妹多读点书，自己不得不选择离开学校......各种各样的理由，最终只有一种结局：打工赚钱、生儿育女。这其中只有过程进度问题，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你们更早地负担起家庭的责任，我深感钦佩。但是我试图从另外的角度去看出其中的问题：放羊怪圈。
1999年，我们本无差异；2009年你们已成人夫或者人妇，但是你们的孩子是否依然和我们之前一样，都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最后在辍学外出打工呢？时代发展很快，估计这样的模式会被淘汰，如果我们的昨天成为他们的明天，那么这绝对是这个时代的悲哀，这也是教育的悲哀。广东教育改革到现在，尽管从资金的投放力度和社会的关注度不断增加，但是关键不在资金，而在教育资源的集中力度。
去年回家看到小时候的小学已经残就不堪，同时学校里的学生较之从前减少了一半，老师我也是一个都不认识，学校的教学氛围和学生生源也很差，村里有钱家孩子都到外面市立学校，剩下都是附近农民工的孩子，老师基本都是师范大学毕业的学生，只要是来实习两年的，两年之后就会离开，教书如同和尚敲钟，干一天是一天。在这样的状况下，这些老师已是不值得信任了，那么孩子该寄托于谁？
去年经过一同学家，看到的境况并没有比1999年有改进，情况反而更糟糕了：原来工作的父亲现在已经退休了；自己已经有了孩子，弟弟也有了女朋友；一家七口人还挤在不足80平米的平房里，家里只有他和他弟弟工作，以两人养活七个人，同时还有抚养孩子，那么我看不到孩子的未来，或许我悲观了。
在去年回家时，听到父母唠叨说村里的孩子有杀人放火的、有拦路打劫的还有诈骗取财的，我很担心在这样的环境下你们的孩子也会血色轮回，希望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们能共励共勉，走出放羊的怪圈。这不仅是教育的问题，更是家庭的问题：”欲为人父，得先为人子；欲教人，先成人“。我们都经历过这样的童年，我并不担心你们的处境，而是担心你们后代，谁给与孩子一片平等共享资源的天空，谁能保证他以后不会误入歧途，走上杀人放火、拦路打劫的道路？岁月悠悠，寄希望于教育体制，还不如寄希望于自己。
老同学，我已完成你交给我的任务，无论你认不认同我的说法，我都要说一句：真不希望下一代有这样的血色轮回。
木叶倾城
2012年1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