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是因为这些年女权主义兴起，国内外有前瞻性的进步人士逐渐开始由内到外地反省这些年所谓直男癌（大男子主义）而引起的种种社会变故，以及那些早已深入社会内部，甚至已然将部分所谓「愚民」潜移默化的矛盾。
于是乎，《嫁给大山的女人》这部影片就成为了众矢之的。这部片相比真实的人物经历，其实做出了巨大的改动。在现实中郜艳敏曾被人贩子多次转卖，最后落入她后来的「公婆」手中，她遭受了强奸、毒打，曾多次尝试逃跑、自杀，所有这些经历到电影中消失了。电影是怎么处理的呢？买来山菊（郜艳敏在片中的角色名字）的钟老汉，是为了从之前买她的人手中解救她，钟老汉一家懂法、守法，尽管儿子很想找个媳妇，钟老太也一直苦口婆心劝山菊嫁给自己儿子，但她不同意也就未被强迫就范。试图强奸的戏有一场，但影片交代了，那是钟家儿子因为误会造成的，当误会解除后，他立刻变得很同情山菊。在电影中，山菊没有被逼嫁给任何人，她是完全被失学孩子打动，也被全村人的朴实打动，才在和前来接她（并非营救）的男友离开后，再次返回了山村。
我想说这是一部泯灭人性的虚伪电影。它充当了虚美隐恶的帮凶，将郜艳敏的苦难一笔抹去，那些加害于她的人全部变成了淳朴的天使（尽管思想上有点封闭和落后，但那被当作无伤大雅的小节），最后「郜艳敏」是因为对村民和孩子们的爱与同情，主动选择了留下。没有压迫，没有伤害，没有苦难，没有挣扎，没有反抗，贩卖人口就这样被偷换为支教，因为爱的名义，罪恶变成了荣耀。
这部电影的每一分钟都极其虚假，而且它还践踏了真正的爱情和女性的自主性。现实中的郜艳敏因为「生米被煮成熟饭」，不得不认命接受了这桩买卖婚姻，才忍辱留了下来，绝不是自愿的选择。电影中的山菊明明有一个深爱自己的男朋友，却抛弃了他「嫁给大山」，这就是电影歌颂的大爱战胜小爱。在中国的影视剧中，落后乡村的农民一律被描绘成虽然思想保守封建，但却朴实善良，懂得关心人，爱护人，充满自我牺牲精神，比如在这部电影中，山菊采药摔伤，全村人抢着给她输血。这当然和残酷的现实是极不相符的，但赞美农民（同时指出小缺点）早已成了这类语境中的政治正确。
以上就是整部影片与其真实故事的详细内容。其实笔者并不愿意在「倒卖人口」、「女性形象」费过多笔墨，毕竟在各大「右倾」平台上你可以找到针对这两点的口诛笔伐数不胜数。就笔者所见，绝大多数的人看到了这两点，也仅仅看到了这两点。
同志仍需努力，我们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
导演为何会对郜艳敏的经历做如此可谓过分的「处理」？因为他害怕，因为《嫁给大山的女人》这部影片是受河北省官方机构的委托完成的。他知道如果拿了文稿给上边审核一定过不了，毕竟这个话题在08年的中国的确会引起震撼，哇，你一个小P民跟我们讲公平，讲自由？不是说不行，但毕竟这种「被拐进农村强迫做别人老婆」的现象在我国农村之中实在太多了，咱不能给西方反华势力批判国家的空子啊！而且要是让其他农村的基层群众看见了，还不得要造反啊？所以给我改！我们要的是维持社会稳定，懂吗？
而且全中国不光他一个导演害怕，很多大导演，大作家也都如此。要不为何那么多电影某些片段会被掐，某些书籍的文段会被删减，这都是有很深层的原因的。
包括笔者也有类似的经历。当年我所处的初中又红又专，连随口讲句黄色笑话也会被请家长来批判一番。所以笔者当年写的剧本，其实真的如同《嫁给大山的女人》一样，有关早恋，未成年人性行为，校园暴力，家庭矛盾与斗争，统统不给讲，统统要删掉，于是乎到头来只留下了些不痛不痒的所谓「伟光正」的场景。我真的，对当时去参加全国中小学生微电影剧本大赛记忆犹新：那名颁奖嘉宾问我，钟同和，你的剧本写得真的是囊括了以德报怨，真善美，充满了正能量，但你的主题思想可能并不明朗，为了感动而感动，所以你究竟要表达什么？？真的，那一刻我好难受好难受，但又手足无措，因为我想表达的东西就是残酷的现实，充满了残酷斗争，鲜血与污秽的校园，但为什么到头来会站在这里，讲什么「伪光正」，真正想说的东西却完全没法说出口，毕竟当时有好几台摄像机对着我们，我如果把真相说出来，也必定会被掩埋，必定会被「秋后算账」，而真相也必定会被掐掉，无法让大众看见。
只要从来如此，便是宝贝。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妙不可言。——鲁迅《随感录三十九》
在笔者看来，这一社会矛盾的核心点在于中国有很多人都罹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我们应当去分析当今中国社会“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症状及其病因。造成一个人精神疾病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遗传因素; 二是生物学因素, 三是环境心理因素。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就是由于环境心理因素所造成的精神疾病。
举个国内的例子，丁玲是早期有名女作家。1958年百花齐放时，她也放了一下，结果被打成右派，右派平反后，她很奇怪的。别人都觉得她应该对TG颇有微辞，她不但没有微辞，而且还为TG反右作辩护，她的言词比TG内部的左派还要左，所以大家都觉得很奇怪。
所以说其实这个现象，很早以来就有。但是一直到1973年8月23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突然闯进了两个全副武装的绑匪，对着一家银行一阵狂扫乱射，一边射一边说Party（晚会）开始了，就有三男一女的店员被抓，并被扔到地下室黑房子里。六天以后，这几个人不但拒绝外面的营救，而且他们认为营救她们的警察要害她们，而绑架她们的人是在保护她们。为什么？因为在这几天当中，绑架她们的人，除了对他们的生命进行威胁外，而且还让他们相信随时都可以开枪打死她们。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没有打死她们，没开枪，他们已经感激不尽了。不但如此，绑匪还给他们食物，给饭吃。啊呀，这几个绑匪一下就变得像神一样的。
所以这是一种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强烈的求生的欲望，使她们认同了绑架她们的人，甚至绑匪喜欢的，他们就喜欢;绑匪讨厌的他们就讨厌。结果他们被营救出来时，你听不到他们对绑架者的控诉，相反的是，一位女士说：他们俩个根本就不是坏人，她还和其中一个订了婚。还有一个干脆在全世界为其中一个绑架者筹款，还建立了一个为绑架他的人辩护的基金会，这时候全世界都傻了，这个病名就产生了，叫作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要人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必需有四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要你切实感觉到你的生命受到威胁，让你感觉到，至于是不是要发生不一定。然后相信这个施暴的人随时会这么做，毫不犹豫；第二个条件是这个施暴的人一定会给你施以小恩小惠，最关键的条件。如在你各种绝望的情况下给你水喝；第三个条件是除了他给所控制的资讯和思想，任何其他资讯都不让你得到，完全隔离了；第四条，让你感到无路可逃。这四个条件下，人们就会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那么怎么样对策呢，希望在什么地方呢？第一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即没有疯也没有病，我们中国人只是太热爱生命了，太想活着了。否则我为什么要得这“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综合症”啊？我不就是为了活下来吗！是吧？我们中国人太想活了，太想平平安安活着了。所以这就是中国人现状。不是中国人傻，中国人麻木，或中国人胆小没有脊梁骨。只能说我们中国人太热爱生命了，太想活着了。这没有错呀，这没有错。一定要让咱中国人感觉到最残暴的人就是最虚弱的人。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害怕的应该是这些残暴的人，他们会有报应，而不是我们。所以我们一定要想方设法让我们的同胞知道：我们没有理由害怕，我们不应该害怕，那些施暴的人才是最胆小的人，最虚弱的人，才是应该害怕的人。
现在的中国社会，比起过去而言真的开放了很多，真的是感觉除了涉及国家或民族分裂的话题（一般都是台海地区的人会拿着这个搞事，我们对此零容忍，上次帝吧出征我们就专门组了队去的），其他什么都能摆到台面上来说了。这真的是一种进步，其实现在来看当年那个社会环境下，不论是谁都会感到很无奈，上到领导下到学生，毕竟整个国家还没有今天如此所谓之「丧」，还处于十分明显的上升趋势，毕竟在那个大环境下，大家都不容易，大家都有好的愿望，国家兴盛，家庭和谐。也不能再对当时人们的行为举止有过多的苛责了。至少现在的我们，能够认识到当时曾经犯下过这样的错误，或者说在现在这个特殊的历史节点上，我们开始注意这些问题，并加以改善，或多或少有能力去挽回当年的损失吧。
在此再补充对一个观点的回答：
歌颂女性的逆来顺受，是中国上千年文艺中的一类传统母题，有太多的戏曲、话本、评书、小说都在反复为此类女性打造牌坊。到了二十一世纪，这种早该扫进垃圾堆的价值观，摇身一变，进了我们的主旋律影视剧。这些影视剧对女性的苦难存有一种猥琐卑劣的偷窥心理和近乎变态的巨大热情。苦难在这里不是苦难，苦难的价值是为了召唤爱，是为了考验和升华意志，于是苦难可耻地成了催生崇高的伟大力量。那么造成苦难的人呢？他们要么已经置身事外，要么情有可原，要么正享受着苦难者供奉的人血馒头。
或许当年有人会觉得我就是那个支持所谓「苦难的价值是为了召唤爱，是为了考验和升华意志」的人，但我的个人核心价值中不乏「反抗」、「斗争」的因子，或许是因为以前的我很害怕，没有把这些写进剧本，所以导致了误解，但此时此刻我不仅有手段，有方法，有后台，更重要的是，我已然无所畏惧，毕竟，没什么好怕的嘛ヽ(￣▽￣)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