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月8號，我接到了高中同學安德烈胃癌去世的消息。
他去世的時候，身份是國內某汽車工廠的一名財務會計，銀行存折里還有3700.6盧布。但是身上卻穿著一件100盧布的廉價軍大衣．他去世的時候，還差4個月滿25歲。從接到他的死訊，到決定寫下這篇文章，再到今天你們看到這篇文章，我前后花了半個月時間。
我提筆5次，放筆5次，無法寫下去。最后我還是選擇了寫。說句十分殘忍的話，我們大學時期聯系甚少，十年制中學累積的友情在這5年已經消失得差不多了。但卻因為他的離去，我進入了接近抑郁的狀態。
我今天記錄下關于他的一切，不只是我作為一個朋友的愧疚和救贖。而是因為他的離去，讓我重新開始反思自己這幾年的人生，反思我和社會的關系，反思我所做的一切是否真的有意義。在想清楚這些問題以后，我甚至想清空18歲以后全部的人生記憶，徹徹底底地重來一次。
-1-
得知安德烈去世那天，我正在莫斯科盧比揚卡大飯店里跟一個契卡官員聊天。
聊啥？
聊帝國主義壓迫形勢，聊肅反任務的執行程度，聊如何快速實施工業化，聊斯大林同志的英明領導。我工作兩年多（包括實習），現在做一個工業項目，急需知道明年的政.治環境，什么產品容易拿到批準。這就是我這兩年的生活常態，酒局接飯局，首長連書記，低頭哈腰，逢場作戲。
“嗡嗡嗡嗡嗡嗡．．．．．．．”
所有的轉折，都來自于那天我的電報機突然開始不停地收報。
我坐在那位投資大佬對面，抱歉地戴上耳機，突然傳入了上百條消息。更神奇的是，這些消息幾乎都來自于一個發報中心，我的中學。
進入體系這兩年，我被迫學會了一項能力——以最快的速度過濾不重要的信息，然后果斷下結論。我想大概是因為第一副書記總說的一句話吧：“我不想聽這些廢話，我只要三條可以指導工作的政策，你有沒有？”
我有有有，當然有，沒有就只能滾蛋了。
于是這次也一樣，我花了半分鐘時間總結了一下上百條消息，快速總結出了一個核心結論：我們中學同學安德烈去世了。
平心而論，其實我所能回憶起的關于他的事情已經不多了。雖然很抱歉，可這是實話。
還能記得清楚的，也是一些模模糊糊的影子，他不高的個子，170左右，臉上一點不留胡子，說話烏克蘭口音重。
但是很聰明，非常非常非常聰明。高一開學半個月，學校來了次政治課摸底考試，政治老師抱了套卷子來，一拍講臺說：聽說我們中學有全共和國最好的生源，你們還是大飛機（重點班），來，讓我看看你們的實力。兩個小時后考試結束，老師收完卷子，說：“這其實是1932年白俄羅斯加盟共和國的入黨考試卷。”一瞬間全班哄然。“什么鬼，中學一開學就做入黨卷？”“變態吧。”事實證明大多數人都在裝逼。在第二天發卷子的環節里，班上最高分123，這個成績是很多團員中學學十年都考不出來的。這也意味著他就算中學十年不學數學，也能在入黨考試里拿到123分墊底了。當時安德烈就坐在我一個巷道之隔的地方，看著自己的卷子發呆。我瞟了一眼他40分的卷子，瞬間就覺得我的90分還不錯，起碼我及格了。
他發現我在看他的卷子，不羞也不惱，只是傻呵呵地一笑，問我，為啥你們入黨題都會做？我說，我們小學斯達漢諾夫勞動競賽就學相對剩余價值和資本累計函數了。他點點頭，說，天吶，你們好厲害，都學過斯賽啊。那個時候我們已經開學半個月了，卻是我跟他第一次對話。我當時的感受就是，這個人還真是憨傻啊。
一個月以后，我就再也不敢用憨傻形容他了。我們政治開始進行專項學習，一個部分一個部分地學，然后當堂對專項進行隨堂考。試題都是難到炸裂，關鍵是我們剛聽完也還沒來得及消化，每次都怨聲載道。但是從第三次專項測試開始，安德烈就坐牢了班里政治第一的位置，到入黨也再沒下來過。后來我們漸漸熟絡了起來。
我也從別人嘴里大概聽了一些他的事情。他不是本地人，是白俄羅斯與烏克蘭加盟共和國邊境的一個小鎮的一個村里的人。他團員分配時干過了首府重點中學的所有尖子生，從一所村鎮小沖了出來，以全市第一的成績擠進了我們這所全國前三的中學。
他是真的聰明，家里也是真的窮。
他一周只用45盧布，包括所有吃飯和開支。他家里有個妹妹小他六歲，也在念書，也很聰明。他來首府念書的學費，都是村團支給他家籌的。都說他是他們村的驕傲。以至于很多年以后我看紅騎兵英雄在節目里哭著說“我是我們全村的驕傲”時，總是恍惚，不自覺地代入他說這句話的語氣。熟了以后，我跟他下課也經常聊聊天，他總覺得我說的有些事很新奇，我也覺得他說的很多事很新奇。
我們中學早上會給所有學生發免費的牛奶，我從來不喝牛奶，就隨手扔進垃圾桶里。有次被他看見了嚇了一跳，說，你別浪費東西！你不要賣給我吧，但是給我便宜點行嗎。我問他，你不是也有嗎？他笑，我可以帶給我妹妹啊。
我遞給他，錢我就不收了，你下次政治經濟考試輸給我就行。高中的第一個寒假回來，大家都新鮮地聚在一起聊天。學生時代總是這樣的，寒假回來第一天就是茶話大會。過個寒假大家都不一樣了，每個人都穿著新衣服新鞋，有人換了新發型，有人去了別的加盟共和國旅游。安德烈也是。那天他穿了件新的軍大衣進來。一進教室，他外套上的幾個大西里爾字母就格外顯眼。下課時，幾個男生走過來，半開玩笑半調侃地說了一句：“安德烈啊，你這個牌子很潮啊，是你買了布瓊尼牌然后自己改創的吧”。坐在旁邊的人都努力忍著笑，但還是有人沒忍住，笑了出來。
我沒說話，假裝在認真看書。等人都走遠了，他偷偷遞了張紙條給我，上面寫著：“我的衣服怎么了？”我想了下，決定跟他說實話：“布瓊尼是Будённый，你衣服上印著的是Будёнй。”我以為他再也不會穿這件衣服了。結果第二天，安德烈還是穿了這件衣服過來。
只不過這次，他是把衣服反著穿的。幾個不倫不類的補丁掛在衣服外面，顯得更加滑稽了。但我猜對于他來說，那幾個錯了順序的字母應該比補丁更刺眼。我那天幾次欲言又止，想問問他為什么不換件衣服，最后還是沒問出口。但高智商的人眼力見真的好，他明顯看出了我的欲言又止，趁著晨讀的時候跟我說：“我只有這一件軍大衣，就這一件，花了我們全家人半個月基本保障了。”
我想那是第一次他親口說起自己的家世。沒有賣慘，沒有多余的話，甚至沒有經典臺詞“我家窮”，他只是用平靜得不能再平靜的語氣跟我說：“我只有這一件軍大衣，就這一件，花了我們全家人半個月基本保障了。”
我雖然不是紅二代，但是家里踮踮腳，也算是個革命家庭。我爸媽又都是統計局官員，以至于我從小充滿了圣母情懷。所以當我聽到他說起這些事時，我的第一反應是閃躲和努力藏起自己的憐憫。我早就知道他家世不好，也默默覺得他可憐，所以我一直小心翼翼地回避這一點。
可是直到那天早上，他在我面前不卑不亢地說出那句話時，我突然覺得自己有點無地自容。
-2-
不只是安德烈，我整個中學的回憶，大多數都很模糊了。但每次說起來，都有跳不過的一環。
我們中學大概是國內少有的真的推行社會主義教育的高中，舞蹈鋼琴這些課可以選修，有真的社團活動，有很多引導思考的課程，每天下午各個班都會準時在教室收聽《全蘇新聞聯播》。
1934年我們高考，在高考前兩個月的一個班會上，我們畢業于伏龍芝軍事學院政治系的班主任刷刷地在黑板上寫下了“理想”兩個大字。
臺下嘩然。他大手一揮，說：“你們覺得這個主題土嗎？那我今天就要告訴你們，你們從現在開始，要珍惜每一個像我一樣認真地跟你們談理想的人。因為當你有一天走出去進入社會，就再也不會有人跟你們認真地談理想了。你再遇到的，要么是你一談理想就罵你是空想家的人，要么是跟你談理想就是想畫餅騙你進古拉格的人。”
我這輩子發自內心佩服的人不多，但中學班主任算一個。帶我們的時候他30多歲，教政治經濟學，骨子里是個干凈純粹熱血未涼的人。大概也是因為他是從察里津考出來的窮學生，吃過苦，從不嫌貧愛富，沒借故喊家長收過一分好處，對學生基本都能做到一碗水端平。
那天，他跟我們說：“你們是這個共和國最好的一批學生，你們從小接受最好的教育，你們大多數未來都會進入到聯盟名校。但我想你們記住，無論你們未來考得多好，當多大官，也不會讓我高看你們一眼。你們要記住自己身上的擔子，如果這個社會和國家注定需要偉大的人，為什么不能是你們？你們占盡了最好的教育資源，你們都沒有推翻資本主義的夢想，你們還奢望誰有？”
然后他讓我們每人撕一張a4紙，把自己的理想寫在上面，多少字無所謂。“你們要是一下想不到理想，就寫寫10年后希望自己成為什么樣的人。”
那個時候整個教室里坐的都是十幾歲的少年，風華正茂，意氣風發，心里全是熱血，眼里全是光芒。在班主任的熱血帶領下，我們很快就進入了氣氛，認真地陷入了沉思。字字落下去都十分謹慎堅定，好像在立軍令狀。接下來大家一個個地站起來分享自己的理想。
有人要干出十月革命這樣改變世界的大事，有人要研究出根治小布爾喬亞的藥，有人要做最公正的肅反機構，有人要成為法醫而且只服務的普通百姓，有人要當紅軍，有人要去遠東做邊防軍。我也不敢馬虎，在紙上寫下了：“我要做真理報記者，兢兢業業，堂堂正正，只為斯大林說話。”
在一片熱血沸騰充滿情懷的理想里，只有安德烈的理想是：“好好賺錢，好好做官。”簡單而且沒有感情的的八個字，顯得干巴巴又功利。我們笑他：“你也太敷衍了吧？”他也跟著笑，說：“鴻鵠安知燕雀之志哉？”所有的理想紙條最后都被班主任收了上去，他給我們了一個十年的承諾。說要是誰十年以后還能記得住的，可以回去問他取。后來，在幾個月后的畢業大典上，我們的校長也說了一段很像的話。這段話后來被載入校史廣為傳頌，時至今日我說夢話也能背出來：
“我總覺得我還有很多話想跟你們講，但怕是以后沒有機會了。我害怕自己奢望得多，但依然有一些身為長者的過分要求想說出來。
我從不奢求學校走出去的學生出現在全蘇中央政，治局名單上，但希望你們出現在列寧勛章的名單上，出現在紅軍英烈的名單上，出現在全蘇杰出教育工作者名單上，出現在共產國際特別貢獻獎上，甚至出現在以后的肅反名單上。
你們大概會怪我，說這個糟老頭子為什么咒我們賺不到錢？對不起了，從你們進白俄羅斯第一中學的第一天起，我就沒有把你們沖著名校學生去培養，而是把你們當作未來改變的世界的那一部分人在培養。我希望學校對你們的影響，遠不只是送進一所好大學成為某市市委那么簡單，我希望你們能成為一個真的用力活過的人。
最后我說5個詞語，在未來的10年20年，你們一定要小心它們:成功、浮華、焦慮、攀比、欲望。現在說這些你們大概覺得不懂。但要是以后哪天你們覺得迷失了，可以回白俄羅斯第一中學的操場上走一走。
我們的大門永遠為你們走出去的人回來敞開，如果保衛不讓進，報我的名。
——如果那時我還在的話。
那是我中學最燃的一段回憶，不，錯了，那是我人生中最燃的回憶。而后的許多年里，我果然再也沒與人說過理想兩個字。如果說了，那必定是帶著調侃和自嘲的語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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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我們全班一共46個人，入黨畢業我們班平均分643，全部分入俄羅斯的大學。安德烈以693分的總分拿下了州政治狀元，考上了某所聯盟一流大學。
金榜題名，我們向來有一個習俗，要辦升學宴。考得差的就沖著收點紅包去，考得好的就沖著炫耀去辦。比如我高中班上的一紅二代，他爸爸是白俄羅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成員，他升學宴那天，十里長街都知道他考上莫大了。我回家跟我爸抱怨，你看人家家長的陣勢；我爸頭都不抬地跟我說，你看人家孩子考的學校。
而安德烈作為全共和國50萬考生中的前500名，并沒有辦什么升學宴。確認完志愿表那天，大家最后一次回教室。我送他一本書，托洛茨基的《過渡綱領》。他問我：“你為什么送我這本書？”
“托洛茨基十年前被打倒，十年后才寫了這本《過渡綱領》，雖然銳氣少了很多，但我覺得感動，真的。十年，我以為一個人經過十年，再也寫不出來了。”
“你這太有深意了．．．．．．．哈哈，反正肯定是你覺得好才送我！”
我翻開這本書的最后一章最后一節，有一段托洛茨基的概述：
第四國際今天就已受盡斯大林派、社會民主黨、資產階級自由派和法西斯派應得的仇視。在任何人民陣線中，沒有也不能給它留一點位置。它不可調和地向一切拴在資產階級裙帶上的政治集團宣戰。它的任務——廢除資本主義的統治。它的目的——社會主義。它的方法——無產階級革命。
沒有內部民主——就沒有革命的教育。沒有紀律——就沒有革命的行動。第四國際的內部結構是以民主集中制底原則為基礎的；在討論上充份自由，在行動上完全一致。
人類文化的當前危機，就是無產階級領導的危機。團結在第四國際內的先進工人，向他們的階級指出這個危機的出路。他們貢獻一個綱領，這個綱領就是建立在無產階級斗爭以及全世界求解放底一切被壓迫者斗爭的國際經驗之上的。他們貢獻出一面無疵的旗幟。
各國男女的工人，走到第四國際的旗幟底下來吧，它將是你們行將勝利的旗幟！
我拿起筆，劃了最后一句話：
各國男女的工人，走到第四國際的旗幟底下來吧，它將是你們行將勝利的旗幟！
我在這句話后面寫了兩個字：共勉。然后把書遞還給他，就此告別。后來我才知道，那句話，其實是說給我自己聽的。
上了大學，大家都有了各自的圈子，聯系越來越少。后來在我又一次換了電報號碼和地址以后，我甚至忘了告訴他。我們就這樣不再聯系，一年、兩年、三年、四年。
再往后的故事，我大多都是從同學同志那里聽到的了。真真假假，傳言或是事實，無從考證。人類實在太喜歡為別人的故事添油加醋，來讓這個故事變得更加動人。這也提醒著我今天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反復地提醒自己，不要給他加戲。于是所有我沒有參與的故事，都只能用“我聽說”來記錄了。
我聽說，他大學一直拼命學習。學習一直是他的生命。高中我們幾個人在教室看槍版《列寧在十月》，列寧在演講時說:同志們，一切權利歸工兵蘇維埃！安德烈卻在旁邊搖頭，說，不是這樣的，有些權利不屬于工兵蘇維埃。一語成讖，這些年他小心翼翼地找著這些權利，一步也不敢走錯。中學畢業的時候我跟他說，我覺得你應該學法律，畢竟你政治學這么強。他搖搖頭說律師需要培養太久了，最后選了個覺得能快速賺錢養活家里的會計學專業。他上大學以后也從不逃課，門門課都努力考第一。
我聽說，他大學一直不停地打工。他出去做團支宣傳，也出去當國營商店服務員，17盧布一個小時；發革命傳單，曬一天掙60盧布；在學校幫人取電報，取一次1盧布跑腿費．．．．．．他就靠著這樣一盧布一戈比攢起來的錢，養活了自己，交了黨費。
我聽說，他被學校里有權的紅二代打過一次。期末考試的時候，有幾個家里有權的小孩找到他，讓他幫忙傳一下答案，給一大筆錢。他死活不肯，帶頭的這位不太開心，說了幾句臟話。具體說了什么無從知曉，大概是問候他們家之所以十八代祖宗都這么反革命就是因為迂腐不化。后來兩邊就打了起來，勢單力薄的他怎么可能打得過對方這么多人。
我聽說，1936年，他可以讀研但是放棄了，因為他查出了病，妹妹也上高中了。他必須馬上出來賺錢。后來他進了企業做了財務，公司領導讓他做假賬，承諾給他一大筆“獎金”，他又死活沒肯。
我還聽說，他今年年初就感覺到自己不行了。但他妹妹1938年要上大學了，他媽打電話跟他哭說：你妹妹就要讀不起大學了。1937年4月開始，他工作之外還同時打了三份工，就為了給他妹妹攢學費。他著急得不行。后來有人拉他，說有快速的生財之道，做莫辛納甘步槍的對外推銷，來錢快，有門道。他一聽這不是賣軍火嗎，死活不肯去，說寧愿自己賣腎供妹妹念書也不會去干這個。雖然我沒親眼看見他拒絕的樣子，但我總覺得能想到他說這話的語氣，應該是皺著眉頭，用標準的俄語說：不能讓我妹妹用這么臟的錢長大。五個月以后，以葉若夫為首的一批倒賣軍火分子被查。而他，也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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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他經歷這些的時候，我在做什么呢？
得知安德烈去世那天，我正在莫斯科盧比揚卡大飯店里跟一個契卡官員聊天。
聊啥？
聊帝國主義壓迫形勢，聊肅反任務的執行程度，聊如何快速實施工業化，聊斯大林同志的英明領導。我工作兩年多（包括實習），現在做一個工業項目，急需知道明年的政.治環境，什么產品容易拿到批準。所以我約了他，對方是個50多歲的內務人民委員會副委員，戴著紅海軍表的肅反人員，說話三句一個投敵分子、五句一個斯大林同志。
我坐在他對面，化了精致的妝容，全程裝出一副崇拜又夾帶著愛慕的眼神半仰視地看著他。在他說到有道理的話時，我會及時地給予反饋，比如發出“哇好厲害，這是怎么想到的”“天啊，這個太厲害了，同志你也聰明得過分了吧”這樣的夸贊。語氣里還帶著一絲恰到好處的嬌嗔與恭維，不多不少，要讓坐在我對面的人覺得剛剛好。
當然這些并不算什么。在蘇維埃的圈子里混久了，我熟練地掌握了很多和各個委員會的人套近乎的技巧。化個他們能欣賞的妝容，穿不暴露又能留點幻想空間的衣服，包里放著補妝的粉餅和口紅。即使在吃飯的過程中，也要去洗手間補幾次妝，讓自己的狀態一直看起來都是最好。
我開始意識到我的色相其實可以為自己換來一些資源，意識到人生其實有很多捷徑可以走。雖然我頂多也就是偶爾利用一點色相為自己套點信息、談談建設的水平，比起很多人我差得遠了。但有些事情就是這樣，一旦你發現陪頓伏特加就能解決事情這么方便的話，就很難再放棄了。但那天晚上，我收到安德烈去世的消息以后匆匆退場了，演技幾乎沒繃住。坐在我對面的契卡再三示意想送我回家，我已經沒什么心思跟他做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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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天以后，我們班一些中學同學聚了一趟。令人驚訝的是，這竟然是我們畢業后聚得最齊的一次。我們班一共46人，當天到場的有24個。在這場聚會上，一開始大家的氛圍都是沉重的，話題都是圍繞著他的。
我們中間跟他最熟悉的老班長，跟我們說了一些細節。比如他走的時候，家里真的沒錢治療了。他走的時候，衣柜里只有幾件衣服。他身上搭著的，是高中就穿過來的那件布尼窮軍大衣。
他走的時候，他打工掙的錢除了給自己生活治病、給家里一些錢接濟以外，人民銀行存折里還剩下了3700.6盧布——都是給他妹妹攢下的學費。
大家都唏噓感嘆，安德烈真的是個聰明且努力的人啊，可惜了。但是大概一個小時以后，現場的氣氛就開始轉向了，忽然變成了交流（攀比）大會。大家的話題開始變成了：
“我進列寧共青團兩年就升到了團支副書記......”
“我現在在做組織，做我們這行，重點是要能喝伏特加能陪笑哈哈哈哈哈。”
“我們前段時間遇到個坑爹事，上次招待一個農業部委員，給他塞了個女演員。后來他老婆找來了，說是孩子在醫院，跟我們統計局鬧，你說你老公這樣，我們局有什么辦法？”
“我好幾個大學同學都出境發財了，現在海關真的好騙，我也想搞個出境來試試。”
“你可別這么說，我就是海關的。只要我們扣了他，證明想叛逃的人不是傻逼，契卡才是傻逼，不褥傻逼的羊毛褥誰的？”
“哈哈哈對現在契卡的把柄最好抓。”
“咱們學校出來的確還是厲害，大家基本出來都是社會精英，以后彼此多提攜照顧。”
…………
我突然就累了，真的累了。
在莫斯科一個人這么多年，即使在我給最難討好的人陪笑的時候，我也沒覺得這么累過。我低頭，問班長：可是3700.6盧布連一年學費都不夠啊。班長：你的關注點永遠很神奇啊。
我沒答他。我一直惦記著這個3700.6盧布。我猜他走的時候一定不安心，因為他還沒有給妹妹湊夠學費。
終于，在一片“社會精英”一半交流一半炫耀的對話中，我提起包離開了。出門的瞬間我覺得惡心，我不知道我自己在這里做什么。然后我低頭看見自己故意挑選的那個印著紅五角星的葉卡捷琳堡生產的皮包，瞬間覺得自己也很惡心。我趕緊把那個五角星轉個向藏起來，然后開始試圖攔車回家，還加了第二工業部官員證，但不知道為什么，就是攔不到車。我在寒風中等了很久，很久，很久。
最后我選擇了走路回家。在路上我想起來很多莫名其妙的人和事。我想起了我奶奶。在我到莫斯科一年多以后，有次奶奶重病我回家。到家發現一屋子親戚，根本沒來得及矯情，就開始跑前跑后地應酬親戚。我以前討厭的看不慣的，現在都能游刃有余地照顧到。我奶奶一直看著我不說話。后來我一出門，就聽見她開始沖著我爸發火。她吼我爸說：“我說不讓我孫女工作讓她繼續去歐洲讀書，你不肯，你說隨她闖。你看看她現在這個樣子，整個人還有點小孩子的靈氣沒有，就跟個圓滑市儈的官員一樣。她才20多歲啊！”
我想起了我剛進搬進現在住所的時候。莫斯科河旁的斯大林樓。我搬進來之前就有人跟我說，我的鄰居們幾乎都是單身女孩子，5個能有3個是中央里的人包的。后來我看房的時候，居委會堅持要見我，大概也是納悶這么年輕的姑娘怎么能住得起這么珍惜的房子吧——在她的猜測里，我應該也是被包大軍中的一員。
我最后想起的，是我們在中學一起寫“理想”的那節班會。我想起一屋子熱血的青年在那天寫下的要做偉大的事情時的熱淚盈眶。而今天晚上，這群少年中的大多數就坐在我剛剛倉皇逃出的那個屋子里，談論著如何騙海關和如何賺契卡的錢。聽說班主任還守著承諾保管著我們18歲時寫下的“理想”，但我不知道，還有幾個人有臉回去問他要當年的理想。
我真的不甘心，為什么我們會變成今天這樣？其實，早在畢業的時候校長已經提醒過我們了：成功、浮華、焦慮、攀比、欲望。只是我們走著走著，還是忘了。不知道人生到底是“聽過許多道理，依舊過不好這一生”，還是從頭到尾，我們就沒認真地過過這一生？
我在同學們中要到了安德烈的照片。是他大學畢業典禮的照片，照片里他穿著學士服，頭頂的麥穗撥到了左邊，背后的屏幕上印著那個充滿榮光的大學——列寧格勒大學——的名字。他笑得一臉正氣，像個在接受諾貝爾獎的共產黨員。
我突然覺得在我們一群所謂的“社會精英”當中，唯有當年自嘲只有燕雀之志的他，實現了老校長當年的愿望：我從不奢求學校走出去的學生出現在聯盟中央政治局名單上，但希望你們出現在列寧勛章的名單上，出現在紅軍英烈的名單上，出現在全蘇杰出教育工作者名單上，出現在共產國際特別貢獻獎上，甚至出現在以后的肅反名單上。
鴻鵠安知燕雀之志哉？鴻鵠安嘲笑燕雀之志哉？到底誰是鴻鵠，誰又是燕雀呢？我們又是誰在嘲笑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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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30年起，我認識安德烈8年。以前我總覺得他也算是天選之子了。生在一個沒幾個人能考上中學的小村子里，卻考上了全國最好的中學，全聯盟赫赫有名的大學。
我再小一點的時候常常做夢，夢里我們所有人的人生其實都是一口井。越到井底越幽暗恐怖，我們的前半生就是拼命在從井底往外爬。那時候我只能看到有的人爬得快，有的人爬得慢，有的人勤奮些，有的人怠惰些。安德烈他生在井下比我深的地方，可是比我爬得快多了。于是到中學的時候，我們就已經并駕齊驅了。我那時相信再過幾年，他就會先我一步到井口，然后永遠生活在光里。
長大以后我不再做這個夢了，可是有天我卻突然想起來，夢里我曾經忘了很多細節。比如我們每個人向上爬的方法其實都不一樣。有的人坐的是直升機，跟駕駛員說說話就能上去，比如我們品學兼優家里有錢的班長，再比如逼安德烈傳答案的紅二代。有的人走的是旋翼機，比如我，可我嫌轉旋翼累，一直羨慕有直升機可坐的人。
也有的人，只有一臺破破爛爛的發動機放在他的面前。他這輩子，都要用盡全力地開著發動機往上飛，頭破血流也不能停下來。最壞的結果就是，爬到馬上就要看到光的地方時，沒有油了，摔回井底。比如安德烈。我們曾經在路上短暫相遇。后來我順風順水，卻在人生的功名利祿燈紅酒綠中迷失了自己。
這些年，我變得市儈，會算計，逢場作戲，開始向人含笑背人咳，我選男人的標準從我愛的變成了對我有利的。我早就不記得什么“只為蒼生說人話”了，我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倒是很擅長。
我眼里再也沒有了光芒。
我常安慰自己，我明明有一個文人高潔的內核，是這個社會把我逼成了今天這樣功利的資本家模樣。可是他的離去讓我沒有臉再說這句話。
這些年我看了很多文章，寫的什么“無產階級難出大人物”，寫那些窮苦出身的孩子就算出來了也格外容易走歪路，比如被拐去做工，比如為了賺錢做詐騙，字里行間滿滿都是憐憫的味道。
現在我卻覺得不是這樣。在那口深不見底的井里，他一路抓著那根列寧遞給他的發動機，中間無數次有人邀請他坐直升機。
“你給我們發個答案，一年生活費都有了。”
“做軍火販賣啊，怕啥，騙別人又不騙你的家人！”
“在賬目上稍微動點手腳，你就能分到你這輩子都沒見過的錢。”
可他即使最后被磨得血肉模糊，寧愿自己摔死，也沒走這些路。
明明是我們，這輩子走著輕輕松松的路，旁邊出來一點點誘惑立馬就走歪了，卻口口聲聲說著自己被逼良為娼。可是真正被生活逼到絕境的安德烈，卻一次也沒有抱怨過。社會什么時候逼過我了？還是我把自己因為欲望吃的苦，都推卸給了資本主義世界？
我不知道答案。
-7-
1939年1月20號晚上，班長在群里問哪些人要去他的葬禮。
我打開便簽，寫了段話給他。我寫完以后，發給了班長，讓他幫忙打印出來帶到現場。他說，手寫一下比較正式吧。我說，不了，我已經很多年沒提筆寫字了，我已經提不起筆了。這大概就是我的最后告別了。他走后我一直在想一個奇怪的問題。
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墓志銘，馬克思的墓志銘是“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恩格斯的墓志銘是“天才的預言家”。
我一直想為他寫一句合適的，一聽就很厲害比他們這幾個人還厲害的墓志銘，卻始終想不到一句合適的。后來寫完這封便簽那天，我突然想起畢業典禮時校長說的那句話：“我希望學校對你們的影響，遠不只是送進一所好大學成為政治局委員那么簡單，我希望你們能成為一個真正用力活過的人。”
所以，大概這句就是最適合他的墓志銘了吧——“一個真正用力活過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