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白渝
一家公司真正的产品，从来都不是它卖的那个东西。
这两天刷到一条新闻，多益网络的官方微博被封了，页面上留着一行冷冰冰的话：该账号因被投诉违反法律法规及《微博社区公约》相关规定，现已无法查看。有人顺手去翻了他们旗下那些游戏的官博，绝大多数已经停止运营，平台在下面标着一行小字——企业资质未经过年审；只剩《枪火重生》还在更新，最新一条停在 8 月 4 日。
评论区在笑。
说实话我理解他们为什么笑。一家把官微当成个人主页用了好几年的公司，发老板的语录、发老板的官司、发老板有一百多个孩子的合影、甚至认认真真发长文论证老板像金庸小说里的段正淳——现在这个号没了，这确实是个挺好笑的结局，笑一笑没什么问题。
可我笑不出来。
因为我认识一个人，他在这家公司待过。
……准确点说，我认识一个人，他在这家公司待过之后，就不是他了。
-1- 二〇一九年秋天，宿舍，两万块
我们是二本。
「是二本」这三个字在 2019 年的秋招里意味着什么，过来人应该都懂：意味着你的简历在 HR 手上停留不超过三秒，意味着大厂宣讲会你只能站在最后一排，意味着你投一百份收到两份回复，其中一份还是保险公司。那一年我们班找互联网、找 IT 的同学，拿到的 offer 大多在五六千到一万出头，这就是我们那一届二本学生的市场价，没什么好抱怨的，市场价就是这个数罢了。
然后多益网络来我们学校了，开的价是两万多。
你可能对这个数字没什么概念，我给你换算一下：那是我们同学里最好的那个 offer 的两倍；是一个农村家庭一年种地收入的一半——一个月；是他爸在工地上干三个月。
我那个舍友，就是那时候进去的。
他是我们宿舍最好的那个人。
我想了很久要怎么描述他，想来想去，发现说不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来。好人的好都是日常的，而日常的东西是不构成故事的，你没办法拿去跟人讲。他没救过谁的命，也没为谁两肋插刀，他只是在那四年里，从来没有让任何一个人不舒服过——大学四年我没见过他跟谁红过脸，真诚，热心，说话永远先想着对方会不会难堪。那种人你只要合住过就知道，是一种运气。
他家里条件不好，农村出来的，跟我们宿舍好几个人一样，读书的钱是全家凑的。所以他拿到那个 offer 的时候，宿舍是替他高兴的，大家心里也都清楚，那两万多不是给他一个人的，是给他妈的药，给他弟的学费，给他家那个漏雨的屋顶的。
代价是要玩命干，这一点当时就写在明面上，没骗人（这一点我到今天都还得承认，他们确实没骗人），他知道，我们也知道。
所有人都觉得这笔账划算：反正年轻，反正就是拿命换钱，几年之后钱到手了人还年轻着，怕什么。
后面这句话我这几年想起来一次就难受一次——当时那间宿舍里，没有一个人想到，这笔交易里还有一样东西也被算了进去，而且它没有写在合同上。
他们要买的不仅仅是他的时间。
他们要重新做一个人出来。
-2- 几年之后的那通电话
毕业之后我们就断了。倒不是闹掰，就是很普通地断了：各自城市，各自加班，微信躺在通讯录里，年底互相发一句「新年快乐」，如此而已。
一两年后我从原来那家公司离职，出来创业，也就是在那阵子，我们通了个电话。
我一开口他就把我打断了，劈头盖脸一句：「我听 XXX 说了，你放着那么稳定、领导那么好的工作不做，非要瞎出来折腾。」
我愣在那儿。
XXX 是我另一个同学，当年还是我把他带进那家大厂的。
我愣住不是因为他反对我——反对我的人多了去了，我爸妈是第一个反对的。我愣住，是因为这句话不是他说的。这个句式，这个语气，这种不打招呼直接上来给你定性的说话方式，不属于我认识的那个人。那个人不会这么说话，那个人就算不同意你，也会先问一句「你怎么想的」。
然后他补了第二句：你就是不会搞关系，遇到老板不会跪舔。
我当时就火了。
火完之后，是很长一段时间的难过。
-3- 我那个「很好」的领导
先说说那个所谓「稳定、领导很好」的工作吧。
我那个领导，阿里出来的，正事基本不干，每天在公司就忙两件事：搞嫡系，拉帮结派（这两件其实是一件）。哦还有第三件——他在上班时间偷偷做自己以后创业要用的东西。后来他真的出去创业了，从我原来那个团队带走了好几个人。
但有意思的地方在这儿：我带进公司的那几个人，他一个都没碰。
他知道那是我的人，他不动。
你看，这也是「关系」啊。只不过这种关系不需要跪舔，不需要每天琢磨老板今天心情好不好，不需要在群里第一个抢着回复「收到」；它就是几个人在一起干过活、认过账，然后彼此心里有一杆秤，如此罢了。
我那个舍友，曾经是全宿舍最懂这种关系的人。他大学四年就是靠这个活下来的——他不需要经营任何人，所有人都愿意帮他。
而那通电话里的他，管这个叫「不会搞关系」。
他连什么是关系，都被人重新定义过一遍了。
-4- 这家公司到底在生产什么
后来我陆陆续续从他嘴里、从新闻里，拼出了那家公司大概的样子。
先说他自己的部分吧。他跟我聊起管理下属的时候用的是「末位淘汰」四个字，语气非常平静，平静得像在说今天中午吃什么，我在电话这头愣了半秒才反应过来，他讲的是活人。他那时候的人生目标，已经压缩成一句话了：怎么往上爬，不顾一切地升职加薪。
再说新闻里的部分——下面这些不是我编的，都是判决书和公开报道里白纸黑字写着的。
2022 年底，有个员工拒绝被劝退，公司把他安排进一个没有灯、没有电脑的房间，收走手机，取消他进原办公区的权限。这个人在那家公司干了九年多。后来仲裁裁定公司赔他 38.67 万，公司不服，起诉，败诉。败诉之后公司做了什么？发微博，公开控诉自己遭受了「严重不公判决」，把矛头对准劳动法。
2025 年初，一张短信截图流了出来。公司算出某个离职员工在职期间吃了 1483 次饭，按每餐 30 元计，要求他在 1 月 9 日前付清 44490 元餐费，逾期还要加利息和维权费。法院怎么判的呢？合同里只写了「有权收取」，没写「必然收取」，而且公司多年来从没实际收过——这属于福利，无权追缴。那公司又是怎么回应的呢？宣布未来几年把总部搬离广州，裁撤广州团队一千多人。
这一招他们其实用过一次了：2024 年成都那边输了一场劳动官司，公司随后就关掉了成都的业务，人数从 438 人掉到 89 人，前后没隔多久。
宣布撤离广州的第二天，官微挂出十万块，悬赏「对付摆烂员工又不会被判高额赔偿」的办法。
还有那些更细碎的：2019 年初，要求入职满一年的员工给老板发 100 到 500 元的「感谢红包」，年会上老板宣布拒收并十倍返还——事后这件事被定义为，测试出了那些更善意的员工；2020 年公司群里发通知，说今年效益良好、利润增长，所以允许员工自愿申请每月降薪 10%；2024 年 4 月，规定员工娶妻彩礼超过 10 万要通报批评；同事之间不能加好友、不能留电话，要互删微信，上班时间不能看手机，有人巡查记录，同事之间称呼代号不叫名字；招聘笔试问「你认为军人的天职是什么」，问「请用 300 字描述和评价你的父亲」。
这TM哪是什么企业文化。
我看完这些，脑子里就只剩一个念头：这些制度加起来，不是为了让公司多赚钱。这些制度是为了造人。
你想想「感谢红包」这件事。它的真实功能根本不是收钱——钱都退了，还十倍退。它的功能是让每一个人在那一刻做一次选择题，然后公司拿到一张名单。
你再想想「自愿降薪」。它的真实功能也不是省那 10%。是筛。
你再想想互删微信、代号称呼、鼓励举报这一套。它到底在拆什么呢？它在拆同事之间自然生长出来的那一点点信任，因为信任这个东西是有成本的：一个跟同事有交情的人，不好意思在末位淘汰名单上写下他们的名字；一个还相信「大家是一起的」的人，不好管。
所以它得先把这些东西从你身上一样一样拆掉，再往里装新的。
于是乎，等拆完装完，你就会说出那句：你就是不会搞关系，遇到老板不会跪舔。
他没有变坏。他只是被教会了：善良是一种成本。
-5- 这套东西一点都不新鲜
私认为这套东西并不新鲜，甚至可以说，它老得有点无聊了。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里写过一节，标题叫「驯顺的肉体」（Les corps dociles，这个词组我第一次读到的时候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他讲的是十七八世纪的军队和工厂怎么把一个散漫的人改造成一个可用的人：不是靠打，也不是靠喊口号，而是靠把时间切碎、把空间隔开、把每一个动作都规定下来，让你在完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慢慢长成它要的那个形状。福柯的意思大概是说，纪律在增强你作为劳动力的那部分力量的同时，恰恰在削弱你作为一个人的那部分力量——有用和驯顺，从来都是同一件事情的两面，你不可能只要前一面。
我们中学还学过一个词，叫斯达汉诺夫运动。1935 年 8 月 31 日，顿巴斯的矿工斯达汉诺夫在一个班次里采煤 102 吨，是定额的十四倍，于是全苏联开始推广他的经验，树标兵，重定定额，报纸上连着登了好几个月。听上去挺励志的对吧？可它真正的后果是，所有人的定额都被按着标兵的产量往上抬，一直抬到老工人干不动为止；而那些抬不动的人，就自动变成了落后分子——你看，连「落后」这个身份，都是被制度生产出来的。
一百年了，从矿井到工厂再到今天广州的写字楼，招式基本没变过：先造一个标准，再拿这个标准去筛人，最后让被筛下去的那些人相信，是自己不行。
区别只在于，斯达汉诺夫那会儿人家至少还给你发个勋章（虽然勋章也不能吃）。
-6- 这套逻辑最彻底的产品，是老板自己
这套「把所有人都换算成账」的逻辑，最完整的成品其实并不是我舍友。
一个能把员工吃的每一顿饭精确到 1483 次的人，一个能把「善意」做成测试题的人，他最后活成了什么样？
活成了一个用公司官微当个人博客的人：发自己的官司，发自己的语录，发长文论证自己像段正淳，认认真真对比现女友和前女友对自己的态度好到什么程度，看得连微博 CEO 都在评论区打了个问号。
活成了一个由公司出面公开宣布「我们老板有一百多个孩子」并且附上合影的人。
活成了一个被《华尔街日报》写进报道、被洛杉矶的法官驳回亲权申请的人——法官说，他描述的那个东西，似乎不是在养孩子。
2025 年底，公司 2021 至 2023 年度的高新技术企业资格被取消，所得税从 15% 回到 25%；胡润中国 500 强，掉出去了（能上这个榜本来也说明不了什么）；两次 IPO，一次 A 股一次港股，都没成。现在官微封了，游戏官博大面积停运，企业资质未经年审。
他把每一个人都算进了账里，算了这么些年，最后账上只剩下他自己一个。
真是恶心，可仔细再想想，也真是可怜。
-7- 可是，当年那笔账是我们一起算的
写到这儿其实可以收了。骂完公司，骂完老板，读者看着也解气，我也落个明白人。
但我得说句老实话：这篇文章要是就这么收，那我就是个骗子。
因为 2019 年秋天那间宿舍里，替他高兴的是我们，说这笔账划算的也是我们。
「反正年轻」——这话是我们说的。
「反正就是拿命换钱」——这话是我们说的。
「几年之后钱到手了人还年轻着，怕什么」——这话也是我们说的。
那天晚上我们几个人围在一起算这笔账的时候，把他妈的药算进去了，把他弟的学费算进去了，把那个漏雨的屋顶算进去了，把他四年的时间也算进去了。我们唯独没有把他这个人算进去。
说到底，我们那天晚上算的那笔账，跟公司 HR 在会议室里算的那笔账，用的其实是同一张表格、同一套单位、同一个换算逻辑——把一个人的四年折成钱，再把钱折成他妈的药、他弟的学费、他家的屋顶，算完之后所有人都很满意，都觉得这是一笔挺漂亮的买卖；唯一的区别只在于，公司很清楚自己是在做交易，而我们以为自己是在做朋友。
还有那通电话。
我火完之后难过了很久，然后呢？然后我什么都没做——我没有再打给他，没有约他喝一顿酒，也没有问过哪怕一句「你在里面过得怎么样」，我只是给他下了一个判断，他变了，然后就用这三个字把我自己摘得干干净净：不是我不管他，是他已经不是他了，那我还管什么呢。
你看，多方便啊。
我出来创业之后也带过人，也考核过人，也在某些个季度末对着一张表格发过愁。我不太敢很确定地说，我这些年有没有在哪一个瞬间，脑子里也闪过「末位」这两个字。
我也不知道，如果 2019 年那个两万多的 offer 是给我的，我今天会是什么样子。
我不知道。
我唯一确定的是，我没有资格站在很高的地方去心疼他。
-8- 公司会塌，人不会自动变回来
所以我笑不出来。
因为这家公司塌不塌，跟我舍友能不能变回去，根本就是两件完全无关的事情。制度可以一夜作废，账号可以一秒封禁，公司可以搬到另一个城市重新开张，可一个人被改过的地方，是要跟着他一辈子的。
他现在三十出头了，如果哪天多益真的没了，他也会带着这一整套东西去到下一家公司：继续相信稳定比什么都重要，继续相信不会跪舔就是不会做人，继续在某个会议室里用那种平静得像在说今天中午吃什么的语气，念出一份末位淘汰名单。
然后他会把这套东西，教给下一个 2019 年的农村孩子。
这才是最让我难受的地方。
这些年我想明白一件事：你评价一家公司，不要只看它给员工发多少钱，要看它把员工变成了什么人。钱是它付出的成本，人才是它真正的产品。
多益那两万多，在 2019 年买走的不是我舍友的四年时间。买走的是他判断一个人好不好的那把尺子。
而那把尺子，是他家里花了二十多年，一顿饭一顿饭养出来的。
我最近偶尔会想起大四那年冬天。
宿舍暖气不行，我们几个人裹着被子坐在床上打游戏，输了就骂，赢了就叫，凌晨两点还有人在阳台上煮泡面。那天他说他想等毕业、蹲完三年员村的出租屋以后，在广州买个小房子，把他妈接过去。他说这话的时候特别不好意思，怕我们笑他。
我们没笑。
我想给他发条消息，想了很久，不知道发什么好。「你还好吗」太轻了，「你变了」太重了，「我们出来喝一杯」——他大概率会说没时间。
最后我什么都没发。
说来惭愧，我甚至有点怕他回我。
我只是希望，在他某个特别累的晚上，他会突然想起那个阳台，想起那锅泡面，想起那个还没学会「往上爬」这三个字的自己。
那个人还在不在，我不知道。
但那锅泡面是真的煮过的。
（本文作者「何白渝」，WhatYouNeed御用专栏作家，毕业于暨南大学传媒学专业，喜爱本格推理、超验犯罪、克苏鲁TRPG、冷战非虚构类读物，文章散见于纸质书籍和网络媒体，还著有赛博研究类专著《波佩斯利·耶和娃》，本文遵守「非虚构写作真实度协议 · 2.0 - 作者证实型」，如有任何问题请私信作者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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